一

　　这是一张嵌在一代人记忆中的画像。一张红扑扑的面庞，带着一种早熟的微笑，嘴唇翕张，鼻的两翼仿佛将气息屏在心头，满头黑发扬起，一副关中汉子的模样。这张肖像最是具有某种健康向上的“红孩儿”味道。43年前，在“文革”的“红海洋”中，曾经出过一本红遍全国的《工农兵肖像选》（第二集）。那个时代的所有工农兵绘画肖像都被搜入其中，封面便是这个“红孩儿”。这张东方式的“笑相”也因此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表征。

　　事实上，这张面庞是一幅题为“铜墙铁壁”的历史绘画的一个局部。整幅画表现领袖毛泽东与一群民工在战略转移的途中相遇的情景。“红孩儿”是正面表现的七个民工中的一个，他们带着最爽朗的笑容，聆听领袖的讲话。七星捧月，在他们的身后，逶迤延绵的支前民工的队伍宛若长城。这正是“铜墙铁壁”的意境。在文化革命中为数众多的主题绘画中，这是顶顶出众的一幅。当时作者的笔名叫“秦文美”。后来，我们都知道，这里的“秦文美”就是张自薿先生。

　　张自薿先生是于1982年和她的爱人蔡亮先生一同调来当时的浙江美院的。张先生安静少语，务实而坦诚，大家都十分喜欢这对从黄土高原远来的著名画家。当大家知道早在1955年蔡亮先生因卷入政治事件而被远迁西北之时，张自薿先生断然背着背包，拿着热水瓶随蔡先生踏上西去列车的往事，无不唏嘘钦敬。正是这样一对历尽坎坷的夫妇，在那个动荡年代，留下关于陕北红色摇篮的最为动人的绘画，与此同时也将关中汉子的形象，活化在了新中国的美术史上。其中最为著名的一幅画正是这张《铜墙铁壁》。

　　二

　　从西北到江南，趋今已经三十多年，张自薿老师却始终心系高原。正如当年追随蔡亮先生的执着，她对陕北高原的生活也同样有着一种顽强的真情坚守。在艺术上，她仿佛从未离开西北。这片高原曾经在最困顿的时候接纳了他们，他们也曾在迷茫中将青春交给了这片河山。这磅礴的河山，这浓厚的气息，塑造了他们的生命。虽然回到江南，但那秦川高原的河山气息却追踪而来，眷恋的远方甚至更深地种入她的心中。三十多年来，张先生的画笔从未离开过高原生活，无论是一系列陕北艺人的生活写照，还是高原妇女的生动刻画，张先生坚持着，描画她的刻骨记忆，描画她的铭心真情。

　　张自薿先生坚守陕北的生活，骨子里沉淀着一种静谧，一种深爱。她画老人，画孩子，十分注意让这些人物具有一种“西北”的神情。这种神情不在于某些繁琐的刻画，而在于形象本身的气质，在于笔头点染轻抹的自然表现。《瑞雪》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那个被大皮袄包裹着小女孩，正打量着瑞雪铺盖的世界，打量着画外的我们。这个站在古老与新生活之间的小生命，向我们真切地述说着文明的延续和变迁中所特有的惴惴不安和深切向往。那西北暖冬的色调将对比留给门前一线，剪纸、门神、彩灯，表现着一种东方的乐观与温情。这幅画将真正的点彩留给了小孩的双眸与捏着竹竿的小手。和蔡亮先生一样，张先生十分重视和擅长把抓画面，而在紧要处捕住人心。

　　张自薿先生画陕北画得最多的是高原艺人的生活。张先生从一开始就对民艺寄予特殊关注。她画安塞腰鼓，我们仿佛听到鼓听；她画秦川社火，我们仿佛置身彩旗红幡的行列。张先生对民艺的热爱是贯注在她的绘画中的。这些剪纸绣品不仅构成了人物的背景，这些岩画马桩不仅赋予画中人某种历史的情怀，更重要的是，张先生以戏班粉彩扮相直接作为描绘对象，让秦川山河的历史和现实叠映在一起，戏若人生地走向我们。以这样特殊的角度表现西北生活，张先生是独一份的。

　　张自薿先生在脸谱与真貌之间挥毫，她的感情也在追怀与写真之间腾跃。正是在这里，某种江南的特质，某种细腻色彩的特质与陕北生活的粗放融在了一起。在这里，生活的现场成了历史的百纳衣，服饰与花头既是记忆藏身之所，又是画者施展身手并心向往之的地方。艺术表现其表现者，又在其自身表现的现场，我想这正是张自薿先生和蔡亮先生都喜欢画艺者生活的精神秘密，只不过蔡亮先生画异国流浪者，张自薿先生画家园里乡土生活的守望人。

　　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

　　行迈靡靡，中心如噎。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毛诗?黍离》中往复吟咏的诗句，提醒我们去理解古往今来的艺者们终其一生的努力。这种努力的最后状态是“中心如噎”，其反复的终极在于用志不分，别无他途，其他的可能性仿佛塞住了一般。正如张自薿先生始终如一的陕北绘画，她所反反复复地表现的不仅是秦川大地的生活记忆，更是这些生活记忆中不变的情怀，是隐在亮丽形物下的那个深镌其中的内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