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2013年6月7日上午，许江在第二届城市建筑文化论坛的演讲

　　今年是上海世博会三周年。多年来，世博带来的城市话题不绝于耳。今天，我们在当年的“城市未来馆”里，在从前的南市电厂厂房中，讨论建筑与城市文化，那未来与历史交织在一起，回溯与展望交织在一起，老话题再一次令我们深思。

　　城与群

　　关于“城”的释义，许慎《说文解字》中说：“城，以盛民也。”这里的“盛”有两层含义：一、盛米、盛饭的“盛”，容纳、聚集之义，意指装下黎民百姓，聚集起一种居有定所的群落；二、兴盛的“盛”，家业兴盛，意指一种资源占有和发展的福祉。城的使命是聚兴百姓。盛与盛，聚与兴，这两层含义都指向以城为界分的利益群体，指向资源汇聚、共享与竞争的核心。

　　“群”是中国传统文化深根蒂固的观念。它由家族、祖籍、出身、方言口音、教育（门生）、工作地（故吏）等维系着。这些身份的地理疆界，提供“群”的归属感和加权值。其中尤以家族与出生的城域最为重要。在交往中，“城”往往是“群”的意识观念的富矿，进而构成了“人”的身份标志，如北京人、上海人、杭州人等。城的历史风貌、城的社交生活、城的方言口音都将决定“城人”这一群体的划分与归属。

　　对城市来说，“群”又分“自群体”与“他群体”。城的“自群体”，指一城的利益相关的民，是被称为“我们”的城群体。它往往总以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者既可能是故事的一个角色，又可能是城的整体。城的“他群体”，指的是别地的民。今日城市建设的要点和难点在于：一、城的自群体的每一员如何共享资源、共享成果；二、有效的他群体——打工者、投资者、学生、游客如何共享城的福祉，进而成为城的自群体；三、在巨型城市或城市带中，各个城市的定位与特征。

　　风景与认同

　　美国人类学家达比（Wendy Joy Darby）在《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Landscafe and Identity Geographies of Nation and Class in England）中说：“当风景与民族、本土、自然相联系，这个词也就具有了隐喻的意识形态的效力。”城市的风景：山峦、河流、湖泊、公园、广场、老街、古寺等等，葆有人们的日常记忆，培养人们举首抬足之间的所见所感和行为方式。它的效应已经不仅是隐喻的词语效力，更具有人的志趣养育的意义，更具有深厚的地域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建构意义。人们在城市风景中生活与休闲，由此建构起自己的身份，城市的人的身份。

　　以西湖为核心的湖山秀色建构了杭州休闲之城的归属感；黄浦江夹江相望的盛景建构了上海国际都城的归属感；天安门、故宫的南北中轴与长安街的东西延伸建构了北京的首都之城的归属感。城市风景既构成城市人群日日相望的景观，又是城民日常生活劳作的剧场，她必然在城民心中刻下深深的烙印，并以某种方式述说城市的精神，箴言般地预见城市未来。如上世纪20、30年代外滩建筑建成，形成远东当时最为壮观的建筑轮廓线。当时就曾有记者著文总结了两种上海城市的特色精神：一种是“making self”，自我塑造，自我传奇；另一种是“upword mobility”，向上的流动性。从洋泾浜到爱丽丝路，再到延安路，再到延安路高架桥；从黄浦江陆家嘴两岸、世纪始末建造的摩天城线，我们可以见证这城言性格预言中魔幻般箴训的力量。

　　随着现代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建筑、节庆、活动也一道构成了城市的风景，深刻地塑造城市人的“群”的身份认同和品格归属。大家熟悉的上海双年展迄今已历九届，从“都市营造”、“影像生存”、“超设计”的文化政治学考察，到“海上上海”、“快城快客”、“巡回排演”的城市地理的反思，上海双年展总以上海为城市母题，来思考与演练城市建造的各种命题，并从那里去面对全球的挑战和本土的抵抗。上海双年展以文化的软实力，吸引全球力量，创造了上海城市的文化风景。去年，上海双年展迁到Power Station之后，新一届的主题叫“重新发电”，叙述从发电厂变为美术馆这种思想发动机的时代迁徙，在这里，城市风景所营造的历史故事正在城市和全球的注目下自我延续，城市的风景以可见和不可见的方式同时延伸。

　　正是这种城市风景的延伸，城市日益出现两种景观：设计出来的景观和劳作中的景观。在上海世博园，中国馆与Power Station 遥遥相对，今日的世博标志建筑与往昔的梦工厂记忆遥遥相对，它们将不同的时间与场所拼接在一起，将不同的记忆和风景拼接在一起，标示着这座工业之城的新的转型与传奇，实现了现代城市风景的新的群化，也在我们心里和体内种下了不断发展和进化的景观意识和群化意识。

　　在今天的城市中，设计的景观连接越来越频繁，这种设计出来的景观与劳作中的景观往往出现疏离的趋势，很多景观的改造只为观赏与旅游之用，而切断了城民原有的劳作生息的生命脐带。如到处可见的大规模的古城重建，旧城改造带来的空城化、士绅化现象，被今日媒体反复提及的新开发区的“鬼城”现象，大片的人工化绿地，刻意造出的生态标地以增长地价，等等。前天我看到美院一位同学的多媒体创作，荧屏上是法国埃菲尔铁塔，用手机点击，屏幕即转换为各地仿建的埃菲尔铁塔。话外音是对以这种“山寨”作为家园背景的人们的采访。众人的希望几乎众口一词，都要去看看真的埃菲尔铁塔。这是一种典型的仿像现象，一种“文化飞地”现象。之所以说是“文化飞地”，即它所建构起来的是一种山寨的身份，虚拟化、浅表化的身份，家园迷失与丧乱的身份。

　　在波澜壮阔的造城运动中，千城一面的不仅在于景观，而且还包括景观宣传的方式，包括城市家园的建造与想象的方式趋同。我们看到众多的城市广告宣传片，其中的结构千篇一律，只是景观图像的替换。这种内在结构的趋同，说明了宣传者和建造者对未来的想象及其方式的单一与趋同。家园原是人们栖居生息之所，土地原是人们劳作生活之地，景观原是城市建造与礼俗的跬积与凝练。在今天许多关于家园、土地、景观的雷厉风行的整饬之中，真正的问题在于那城市人的“群”的意识的泛化，在于那城市景观群化的表象化，在于那城市独特资源、劳作风景的认同意识的趋同化，一切具体的建造实践因此而被资本裹挟着，抽象而为统计数据。那些所谓的设计反而被认为不端，反而与群体的诉求认同相悖相异，那对家园、土地的记忆正远离我们的身体。恰如印度著名学者南蒂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知识分子体内对乡愁的想象正在消逝。

　　共生与进化

　　关于城市的建造和规划古已有之。我们常常提到城市带或特大城市，megalopolis，其词源即来自古希腊。古希腊人执意要建造特大城市，建造有两万个座位的巨型剧场。古往今来，多少文人骚客描绘了对于城市的怀念与想象。我们在帕慕克那里，在伊塔洛·卡尔维诺那里都读到了对城市的最幽密又最瑰丽的想往。但城市仍然无法预见。

　　眼下，中国正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在未来的十年中，数以亿计的农民将成为城市人，据说将拉动数十万亿计的资金市场，这将成为经济学家的云计算中翘首期盼的发展动力。近期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新型城镇化改革方案”，一个必须正视的事实是：流动人口入户需求高度集中在一线城市，而二三线城市远不如想象中那样具有吸引力。农民工之所以不愿意落户二三线城市，主要担心入户城镇后会被收回宅基地、承包地，而预期的收益又难以保障。

　　在城市规划中，人们往往关注的是城与乡的设计与区分。正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城市研究学者列斐伏尔最早观察到的那样，空间的生产将孕育和催生制度的变迁。在《进入城市的权力》、《空间的生产》等著作中，他犀锐地指出：没有城乡之分，只有共同面向“城市状况”。城市状况，是城乡共同演化的终局。正是这一终局，要求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关于城市与乡村的想象，而是城乡自群体“进入城市”的权利，是这个“群”中所有成员共享资源、共同进化的权利，是外来人员带着创意和资金、农民工带着土地进城所期待得以保障的权益。

　　我们要再一次追问城市对于个人的实质。这个实质不仅在于人的相聚，不仅在于求职谋生的便利，更在于城市生活必然面对的公共性及其群化的权利和担当，及其同时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人们无需拥有成为相同者的冲动，也趋向于共同的行动。因此，城市就是一种被创造出来的共同自我的共同体。在人类文明历史的大多数时候，城市正是这样一种积极的社会生活的中心，这样一个共同自我塑造和演化的剧场。在这里，一个人的行为与一群人相关，人的能量必然受着群化的放大；这样的空间，是被曾经的和今天的建城战略建造和凝聚起来的，是集中了物资规划、财政规划、时空规划延绵而综合的场所。它展示着人类生活的丰富可能，也上演着种种利益的冲突，尤其是城市的总体规划与去中心化的实践之间的尖锐矛盾。

　　1961年，Jean Gottman 写了《megalopolis：美国东北海岸线上的城市化》，用megalopolis（巨大都市），定义了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与华盛顿等多个大城市组成的巨大城市或称城市带。这整个海岸地带城郊连绵，相互咬合，其中各城功能特性各不相同，形成政治、金融、教育、不同社会理念的链接。一方面这个地区土地面积不足全美面积的2%，却生活着全美近17%的人口，其GDP总量占全美的20%，包括了美国联邦政府、纽约证券交易所，ABC、FDK等重要而庞大的媒体，哈佛、耶鲁等著名大学，时刻影响着全美国甚至全世界的金融、政治和教育、舆论。另一方面，这一巨型城市带的每一个城市仍保持了各自的特性，形成“多核状态”，孕育着新的人类栖息空间的组织秩序。《megalopolis：美国东北海岸线上的城市化》面世至今，我们可以见证这一地带的城市发展对整个美国政治、经济、教育的重要影响。

　　30年后，南中国的珠三角，随着制造业的兴盛，广州、中山、江门、珠海，通过公共交通连接，形成一小时生活圈，但各个城市的功能属性过于单一，属于同一目标下的同质竞争。尽管各自生产的产品有所不同，但在模式上均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企业，导致城市群的模块的同质化。再加上城际交通连接的便利、地产楼价的波动与差异、就业人员在区域内形成竞争性的转移等等，致使各个城市的特性与认同的不明确。库哈斯在十多年前就将此定义为“差异加剧的城市”的单一化。

　　那么面对长三角，面对这各个城市的历史文化积淀更悠久，差异性、特性俱强的城市区域，如何理解和想象这种城市的连接及其未来呢？

　　今天城市的规划不仅是提供某种想象中的城市形象，不仅是技术性地提供基础设施，而是设计城市战略性空间及其生态链聚群生的“流程”，设计城市公共生活、群化生活的“流程”。在这个流程中，空间的生产形成多核与群化的特征和力量；在这个流程中，更多的人得以自己动手、自主生活并与众人分享；在这个流程中，外来人员按产业群化得以聚集，劳作生息、居有定所并老有所安。因此，它不求最优，而求多目标的发展、多元化的生成、多样性的满足。归根结蒂，城市规划的使命既是城市自群体共同演化的流程设计，又是城际之间协同控制的流程设计。这两种设计构成了新的“城市美学”。

　　在今天技术发展的时代中，人们往往谈智能城市。智能并不仅仅基于技术，更需要群化的智慧。今天的仿生学研究，更多地倾重于对动物群体如蜜蜂、蚂蚁、鸟群等群体生活、自组织的研究，而不仅是单体结构的研究。

　　结语

　　想想三年前，这个“城市未来馆”里都展示了些什么呢？那种满足于技术构想的价值观值得我们沉思，世博真正的思想的遗产令我们深省。

　　城市的核心是一种充分自主又高度分享的“群”。

　　城市风景是这种群的精神符码和心灵认同。

　　城市规划就是为这种群的发展设计和凝练某种公共流程。这种“建造公共”的使命在于促进城市的共同进化。

　　城市进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快速发展，不是单向的、即时即刻的，而是共同而持久的，是带着特色和活性的，是不同人群、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学习、共生互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