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2012年5月16日，“来自不同历史与诗性传统的对话”研讨会 徐江院长在会上发言

　　首先向前来参与对话活动的格罗伊斯和评述人范迪安、赛瑞、张颂仁、碧亚塔、乔谷•英达以及各位专家表示感谢。
　　我画葵，是画向阳花开的一代人，简明地说，就是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正如中国著名作家余华所说：“向日葵是我们共同的记忆，是让一代中国人热泪盈眶的意象。”显然，葵是一种诗化的意象。但葵的绘画却不是一种象征，更不是意识形态的替代物，而是一代人的历史性的生命写照。这种写照在今天和今后仍然活着，它持续而真实地描绘着一代人的历史经验和生命轮廓，并以生动的形象，呼唤绘画古老的诗性命题，进而重建我们这个时代处于式微之中的感受力。这正是主持人刚才谈到的这次对话的基本动机。
　　我经常遇到一些外国朋友，他们总是提起某位艺术家在泰特展出的葵花籽，并询问我的老葵、我的葵园中有什么政治意图。今天，我希望我们能够绕过“东方与西方”的传统话语，绕过冷战所构造和延续的意识形态话语，来开启一个新的对话空间。我以为在那些既有的话语中，某些误读总是严重地遮挡着现实的整体，某些习惯的定见总是掩蔽着生活本身，并且压抑着我们可能拥有的生动而广大的思想资源。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数字媒体、大众媒体的时代，无以量计的图像以各种方法迅疾产生并包围着我们，我们深陷其中。众多的景观“装置”将我们切割成消费和被消费的碎片，我们跌落在造物与虚拟的深谷之中，无奈地领受技术的宰制。仿像无所不在，面对图像的汪洋大海，感受力原是唯一的渡筏。但随着主体的碎片化和浅表化，人们的感受力也正在式微。当此其时，绘画何为？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结合我的作品，以绘画古老的质疑和建构的精神，重返感受力的源头，来探讨绘画如何使历史经验诗化。
　　2003年，在土耳其马拉马拉海边的原野上，我蓦然遭遇一片夕阳下的老葵。那葵钢浇铜铸一般，与大地浑然一体。它们正朝向同一个地方，太阳从它们身后缓缓落下。我仿佛看到一群老兵，也看到我们自身，那曾经向阳花开的一代人。那一瞬间，我所有的关于向阳花的经验——那时代的群体命运和现实的风雨沧桑，那交叠我心并在记忆中蒸煮了几十个年头的经验——被怦然激活。我看到了将一代人的生命历史性地活化而为的存在。我不仅看到了葵，而且看到了葵的荒原表情，看到了一个季节和站在季节边上的自己，从此开启了我的葵园绘画。每次创作，我都仿佛回到那里，回到那个夕阳西下、大地苍茫的“众神的黄昏”。那个时刻是我葵园记忆的起点，也是我后来无数葵园意象的家园。
　　我的展览大厅中是一片葵与莲共生的葵园。它们渴望阳光，涌向天顶。对面的墙上是油画《无地花》，葵园的黑秆与《无地花》的白秆相对，天顶上混凝土的青灰色仿佛时光，顺着葵头，弥散葵园，那如火的红色让雕塑与绘画浑然一体。正如格罗伊斯夫人在展厅中所言：在这里，灰烬与烈火一道重生。《无地花》画的是插在铁架上的葵。画面上只有葵盘，没有叶藿。向外看，那是葵，向内看，那是向阳花的一代人。我自己仿佛被剥光了站在那里。我们的身体演化成这葵，去体察葵的沧桑，进而体察一代人的沧桑，一个时代的沧桑。同时，画面上反反复复交错的笔触，又让所有的有着沧桑体验的人们，带着被蓦然激活的历史经验返回到这葵之上。它已然唤起我们身体的“体感”，让我们当下性地体味“葵园”这个“共同家园”之象——向日葵们百感交集地聚在那里。
　　我的葵总有两个特点：其一，我的葵大多是老葵，含着一种悲情。并不是我不喜欢阳光下灿烂的葵园，而是我心中总存一份纠结。一方面对生命、对自然一往情深，另一方面又对生命苦短、四季轮替万般无奈。这一往情深与万般无奈叠合在一起，是千古诗人的悲情。诗人的关怀不是个人的关怀，而是群体的关怀；诗人的悲情不是一己之悲，终究是历史的悲慨。我画画，喜孤独。如若一场流放，缄默潜行，山重水复，感受生命的纠结与无常，心中时常掠过悲凉。我的掌心，有一方老茧，正由于握笔用力所致。多年前的冬春之际，茧深处形成一个深深的洞，如若枪眼一般。时至今日，每每握笔挥洒时，笔端处如刺在手，传递着些许痛楚，一种生命转释的亢奋便会浮上心头。
　　我的葵的另一个特点是复数。总见一片葵，多株葵。展厅中的雕塑是八百株的葵阵，冷火热铁，铜烧铝铸，苍茫茫一片。繁中孕变，乱中求生，反复中现出生机，绝境处发出快意。那是群体的葵，一代人的葵。我们那一代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群体性：我们共同经历了两次价值体系的断裂，共同经历了“土插队”和“洋插队”，那两次异乡的洗礼和塑造，又共同见证和经历了中国的发展。个人的命运和时代的命运如此深刻地叠合在一起，铸造了这种群体性。我的葵园也总是有这种扑面而来的群体之感。电影《末代皇帝》的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曾说：“个人是历史的人质。”每个人都被他所处的历史绑架，在语言的深处带着无言的记忆。一位观众曾在观展感言中写道：“一支葵、两支葵的残破，那就是残破。一片葵的残破，那是一个季节，那是一代人的生命。”
　　2009年我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个展“被拯救的葵园”，2010年我在浙江美术馆举办“致葵园”个展，在展厅中，我看到许多同代人，他们饱含热泪地看展览，在葵园面前向他们的孩子们诉说往事。年轻一代也在这里读到那种纠结的记忆与经验。有一位年轻人给我写信，说在他的家乡，中国大西北的荒原上，有一望无际的葵。深秋时节，人们用剪刀将葵头剪下，漫长的冬季，一排排无头的葵秆挺立寒风，蔓延山头，那是大地丰收后的苍凉。
　　当然，我的葵并不止于某种过往的历史记忆，沧桑岁月的旧话重提。在我的葵园里始终思考着如何调动绘画的那种身心交感的力量，朝向一个世界的建构。这个世界不是一片风景，而是一种充满了人性关怀的精神价值的坚守与重建。它牵连着某种缓慢经历着的生命塑造，牵连着人与世界同在的直观建构，牵连着依靠绘画来重建和提升时代的感受力。
　　艺术家的创造是经年累月的建构，而不是方案及其物化。对于画家尤其如此，绘画是艺术家生命的一环，是一个缓慢的生命过程。同时，绘画的每一次又是一回回重新开始、重新生长，又都是一回回新的向死而生。画家不断将画面上已有的抹去，让先见和定见死去，再经历一次重生，重新发出生意来。绘画的方式常常以迅疾的捕捉，来把握和领悟寻常状态中诸多被忽略者。中国传统总有一种“写”的意念，在挥写的过程中，表现对象，抒发心灵，让事物及其历史由不可见成为可见。因此，绘画就是在隐与现、可见与不可见中不断创生的历史。
　　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有言：“当你把身体借给世界，世界得以显现。”绘画始终带着主体的“以身体之”的肉身经验，带着某种缓慢经历着的生命塑造。因此，绘画是生命塑造中的一环，远不是“艺术文献库”中的归档品，也不是博物馆红色壁面上遥遥在望的图式。正是这种图式的归案，误导着人们的感受力，将绘画的体验停驻在图像符号的表层，无法体察身体植入、身心交感的激越。这种图式的观视，让绘画的观看成为冷冰冰的检审。事实上，所有的语言及其历史对主体的塑造都是带着生命的热量的。绘画记载着生命的思痕斑驳，记载着某种unheimlich的遭遇。这种超越想象、失去蔽护、不知身在何处却又交织着诸多感觉的感觉，点燃艺术创造的激情，其中包含着某种出人意料的转换力量。这个转换力量使生命在被异化的瞬息，转向提升。
　　绘画是一种缓慢的生命体验，又是一个直观的生成过程。正是这个缓慢的体验和直观的生成——这个反反复复的亲身植入与当下直观的蓦然洞见——是绘画的秘密和命运。正是在这里，在这个缓慢过程与瞬间、肉身体验与直观生成的过程中，绘画犹若舟筏，它穿越激流险滩，载沉载浮，漂向远方，那里是绘画者自己的世界。
　　前几天，费舍尔馆长来看展览，他说这片葵园如若一片流动的火焰。的确，向日葵总让我想到某种持久的燃烧，这燃烧一方面如一场祭礼，另一方面若生命的重生。葵将祭礼与重生叠合在一起，拥有了一种如若仪式感一般的提升，拥有了生灭交叠的诗性精神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