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院长许江为《书学之路·中国美术学院书法专业创办五十周年文献集》所作之序

　　中国美术学院书法教育五十年，从书法的传承与发展而言，代表了中国当代书法教育与学科建设的发展史；从中国书法人才培养的角度而言，代表这一培养系统的学科基础、人才规格、当代拓展的基本轨迹和方向。
　　中国近现代历史风云激荡，变幻万千。从上个世纪开始，面对民族存亡和西学输入的双重深重局势，中国进步文化担当起救亡与启蒙的重任。在这个宏大的历史格局中，中国传统文化领受着涤除封建糟粕的时代和革命的洗礼，酝酿着自我的坚守与更新。新中国成立之后，艺术教育一方面面对革命事业思想和宣传的需求，开创了一系列重要的时代变革；另一方面又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的间隙中，在崇洋媚外和封建糟粕的双重批判的窄缝中，以“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为口号，开展系统的传统艺术的继承和革新。书法与篆刻作为高等艺术教育的专业学科，史无前例。它源于潘天寿先生赴日参观，有感于日本书艺教育而提出。从倡议之初，就具有浓厚的“为往圣继绝学”的危机意识和开创意识。这一特点，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美院书法与篆刻教学的精神传统，其具体的内容就是在深入研究中国书法传统的基础上，强调固本培源、以学养书，兼重理论与实践、继承与创新。从这个角度上看五十年中国美院书法教学的发展史，包括国美书法专业学者们的学术思想和实践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上世纪60年代初创期。那是一个无前例、无参照的拓荒期，又是一代传统大师厚积薄发、抗怀希古的创业年代。从潘天寿、吴茀之、陆维钊、朱家济、诸乐三、沙孟海及刘江、章祖安到邵裴子、夏承焘、胡士莹等，他们都是博古通今的大家，均以承续绝学的使命精神、宏阔的传统知识视野，建构最初的书学教育体系。从赴各地选购各类碑帖拓本、墨迹原作，积累教学资料，到课程结构、教学大纲的初立，他们共同奠定了中国书学、印学教育体系的基石，并由此开辟了一条深厚而拓远的书学教育之路。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到新世纪的二十多个年头。这一阶段有三个重要的标志。第一个标志就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首届书法研究生的教学。陆维钊与沙孟海两位导师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学术见地，构筑了研究生层次的基本的教学思想和要求，这些思想与刘江、章祖安先生的努力，与五位研究生的奋斗一道，共同为国美书学之路接续了高度。第二个标志是1985年，我院率先在全国恢复书法专业的本科教学，之后十余年，秉持老一辈的教学理念，执守传统，立足经典，强调基础，注重学养，逐步形成一整套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美术学院书法教学方式，在全国显有示范性及广泛影响。第三个标志是1996年获批书法教育博士点，章祖安先生担任导师，招收以中国书法创作理论研究为专业方向的首届博士研究生。1999年首届博士生毕业，代表着中国美院书学教育本、硕、博教学体系的完整接续和基本成型，也标志着中国书学人才的培养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这个阶段是继往开来、代有拓展的阶段，也是向全国高校书学教育播送人才、播撒种子的年代。
　　第三阶段是2001年书法系独立建系至今。书法的独立建系标志着书学内涵的独立性和人才培养的独特性的进一步确立，是潘天寿先生那一代大师们所怀揣的从书写到学养、从文字学研究到书艺创新、传统文化通人之学培养的构想得以自主实施。我在建系的学术会议上曾提出过深研和拓展的两方面希望。建系之后，书法系一方面高度重视对传统的正确理解，先后五度修订本科教学大纲，并拓展硕、博研究生教学，注重传统基础，注重书学学养，注重书法史的系统研究，注重创作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企望构建一个书学教学的体正而又宏大的体系模式。另一方面，高度重视书学研究和书法创作，推进新老教师们的多向发展，形成中国书坛上罕见的多元互动、群峰并立的生动格局。在这段时期中，书法成为中国美院备受关注的核心学科，为美院众多艺术门类的时代革新、本土活化提供重要资源。书法课还成为中国美院所有学生第一学年的必修课。2009年，针对书学研究型人才缺乏、实践型理论人才急需的形势，书法系增设了书法学与教育专业，着重培养理论与实践兼重的人才，深化落实潘天寿先生所寄望的“书内之学”和“书外之学”并行施教的书学格局。这个阶段还在继续，其书学教育的梳理和开拓都持续地在全国产生影响，并标示着当代思考和拓展的方向。
　　纵观五十年筚路蓝缕、前仆后继，这是几代人的学术生命的接力，是中国书学教育学术思想的历史性的跬积。这其中，贯穿着三点重要的基本品格，值得我们凝思和重视。
　　首先是“为往圣继绝学”的危机意识和使命精神。书法教育被潘天寿一代先师提出，不仅是作为一种独特的技艺传承，而且是作为一种正在式微和亡佚之中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拯救。潘先生心中涌动的是对这个传统中所包藏的可见和不可见的文化内涵的深厚依恋，是对从文学、诗学到文字学、书学的传统之链在现代的断链和异化的深切忧患。潘先生等一代大师是将书学作为民族文化传统危机来临之际而抗怀奋战的一个可能的家园和堡垒。我想潘天寿先生洞察到了中国绘画面临西学东渐而无可避免的变革命运，而书艺与书学却因其独特性而独步世界艺坛，进而能葆有东方精神的内涵。他意识到了毛笔笔锋上所联缀着的传统文化的整体，他希望在这里来拯救和复活那个正在迅速消失的传统的通人之学。书法教学的创立正是建立在这种危机意识和使命精神之上。五十年过去，中国书艺没有式微，反而发展成为万人的艺术。但在表象的繁荣之中，其文学、诗学与书写之间的断链的现象仍未改善。电子媒介时代的键盘书写已经切断青年一代的日常书写与传统书法之间的血肉联系，那包含在毛笔书写中的中国人的世界，越来越成为传统的远方，书法日益变成为一种“专艺”，变成为一种“好看”的技艺，久而久之它的精神性内核必然模糊。我想，潘天寿先生以降的一代代书学学者们深怀的危机意识远未消除，他们关于传统文化的拯救精神正是国美书法之路不断发展、代有拓新的内在动力，也是许多院校为了添空补白而建立的书法专业所无可比拟的。
　　其次是以学养书、研史通今、理论与实践兼重的研学传统和书者之风。“读书万卷始通神。”中国书学从来是千秋百代读书人的心灵结晶和精神产品，其墨迹仿佛沙漏，流淌着的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学者文人的情怀与胸壑，跬积着的是他们全面的学养和文化内美的深度。潘天寿先生的学养和划时代的识见自不待言。陆维钊先生和沙孟海先生也都是一流学者，陆先生的诗学研究、沙先生的史学研究均学有专攻，具有历史性的建树。所以他们将书学研究看得十分清楚，既重书技，更重书外之学。1977年夏，病榻上的陆维钊先生为首届研究生手订教学纲要，将纲要分为9个部分、60个问题，涵盖书法本体及书学的方方面面，集书学研究的诸多关怀为一炉，并前瞻性地洞识未来历史的症候。1980年6月，沙孟海先生在病中所写的《与刘江书》，集中体现了他对书法教学的设想，既强调小篆形体结构和正楷功夫的书家训练的要务，又强调“或是文学、或是哲理、或是史事传记、或是金石考古”的学问基础和阅读、查考古书的能力，强调以学养书、抗志希古的重要。如此真知灼见，既显一代书法大师的博取约守、潜心独见，又怀文化学者宏约深美的胸襟。潘、陆、沙一代大师的学识还奠定了一种重视临摹、强调从墨迹和精神上追摹往圣、磨练识力和心灵的重要传统，让临摹成为一种如临早已存在的经典之境，并由此激活当代创造的日常性实践和持续的精神对话。他们的书者之风为中国美院的书法教学树立了研学传统的旗帜，后辈才俊代代传承，影响远播。刘江先生重甲骨文与印学研究，学风朴质，学力深厚。章祖安先生致力于中国书法和传统文化研究，识见犀锐，意象高远。首届研究生方向各异，研究的精神俱强，著作与创作皆丰，书学上的所研与书艺上的所创，形成互为映照、彼此推进的学术整体，而迥异于一般的书家。这种研学的传统深深镌入美院书学教研的核心价值认同之中，不仅影响了一代代新人，而且影响着美院多学科的布局。长期以来，书法被认同为美院的“学者之艺”，其研学方法和学问内涵，因抗志希古、追怀深远，而成为众多不同艺术门类传统活化更新的重要的资源与能量。
　　贯穿书法教学五十年的第三点基本品格是书艺创作的独立意志和多元格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枝五叶的首届研究生。同那个时代的许多艺术青年一样，岁月的磨砺使他们对书学的研究存持高度的热情，对书学的复兴怀揣深厚的使命。他们亲历了改革开放初期一方面院校秩序重建，另一方面不断禁区突围的史诗一般的文化境遇。置身于当时似乎身处边缘却实质上立位于传统核心的学科专业，他们具有扎实的书法传统基础，深明这个传统的宏博和它所临对的危机，同时从最早的欧美留学生和国际文化交流那里，他们了解到了这种东方性的书写与内涵对于西方当代艺术变革的吸引力，他们浓烈地感受到书学世界所蕴含着的某种超越性的东方力量。这种东方力量引向一种自主的模式，迥异于欧美现当代艺术变革的线性路径，以其日常性的书写和挥洒，直接达至当代艺术理想的高处。正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重建与突围相交迭、继承与变异相纠结的学院环境，让他们一方面意识到自己的手是在一个长达数千年的传统规范中表达对这个传统的深邃雄厚精神的体认，另一方面又能以广大的心壑来体验管笔运行中当下的存在，体验从伟大传统中激发出来的创造和转换之力，于是他们形成了各自独立的追求，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努力。朱光田先生重书法史的研究，重学养与品格的熔炼，书艺创作追求朴拙高古。祝遂之先生潜心传统书法与篆刻的研究和拓新，坚持“固本培源、和而不同”的理念建系，在书法系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教学实践、课题研究等多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陈振濂先生努力构建书法学、篆刻学的学科体系以及学院派书法的探索，举办一系列大型个展，并以日常性书写重建书史情怀，重建书家与社会之间的责任精神。王冬龄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便成为当代书写艺术浪潮的重要代表，他的巨幅书写直臻烂漫之境，具有艺术剧场的总体效应，他的一系列变革创新，成为当代艺坛和书坛的关注焦点。他还几乎以一己之力，举办多届“书非书——杭州国际现代书法艺术展”。邱振中先生一直站在书法本体与当代艺术的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前沿，演习书艺的前卫实验，并给出东西方比较思考的深度研究。他们五个人围成一圈，几乎就构成了中国当代书艺创作的全席。他们的研究著述、创作展览、艺术活动、教书育人，形成丰满而极具个性特征的整体。这个整体不是一般书家的风格化的追求，而是将书写赋予新的时代性内涵的创造，是在生活大格局中重建书学人文关怀的创举，是担当书学复兴的使命工程。今天，这种创新使命代代相传，已成中青年教师的共识和发展方向。
　　五十年长途，其路漫漫。这条书学之路是一条代代持续的生命之路，是一条继往开来的艺术之路。它的一端，联系着人类的一种最伟大的文化及其传统，另一端联系着今日生活的勃勃生机。今天潘天寿先生那一代大师们的忧患仍在，表象繁荣的另一边是当代书写的深刻变迁，书艺作品的高价奇观掩盖不了独创性和深度研究贫乏的事实，中华文化的全面学养仍需要长期的跬积。这条书学之路上的谱系关系是传统师承、先辈遗训的道义，其基本品格却正需我们进一步的梳理和珍惜。中国书学和印学的研究远未完满，甚至至今连一套完整的书学全书还未诞生。中国书学和印学的传承和发展呼唤着代代学子。我们不是这条书学之路上的匆匆过客，我们当以学子的赤诚，在这条道路上追蹑先行者的脚步，领受思想和品格上的磨练，担负起代代传承和发展的伟大使命。
　　谨以此文献给国美书学之路的开拓者和跋涉者们。

许  江
2012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