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们在这里成功举办了“民族翰骨：潘天寿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大展”；现在，我们以同样的规模，展示沙孟海先生的书学成就。沙先生是中国美术学院五十名师中的杰出代表，是我校书法专业的开创者，也是中国书法高等教育的重要奠基人。我代表中国美术学院全体师生后学，向沙先生表达崇高的敬意与深切的怀念。

今年是沙孟海先生诞辰120周年。百余年前，中国适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文明冲突，国族危难，民智勃兴，变革丛生，中国传统的学术与艺术也经历了一番剧烈的镇痛与嬗变。沙孟海先生或许是最后一代具有书法“先天”经验的国人，他们将命笔挥毫视作与生俱来，将书法修习与求学问道视作一体之事。所以对沙先生而言，书法与学问无法分割，须积学而成。

沙先生曾经用三句话总结其一生学书的经历，第一句是“彷徨寻路”，第二句是“转益多师”。前一句讲求道之难，后一句讲学无常师。我斗胆狗尾续貂，加上几个字以显明先生之意——“彷徨寻路源为路，转益多师是吾师”，此处之“源”亦可换成“缘”，因为缘即是源，反之亦然。

沙先生第三句更为关键——穷源竟流。他说：“什么叫穷源？要看出这一碑帖体势从哪里出来，作者用怎样方法学习古人，吸取精华？什么叫竟流？要找寻这一碑帖给予后来的影响如何？哪一家继承得最好？”因为“各种文艺风格的形成，各有所因”。这就是以书法为学问，既是我们理解沙先生书道的关键，也是他书法教育思想的根本。

沙先生的“穷源竟流”溯源于浙学的治经传统，即章学诚的“源流互质”与章太炎所谓“务持终始”。《大学》中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源流需互质，终始应务持。治学之人要深入过往先贤的思想世界，言行交推地理解他们的历史问题与突围之路。不仅要探究先贤的思想与实践，还要理解其风格与人格整体，更要从当下之切身境遇出发，检省历史发展，承袭传统脉络。我们当下之处境正是前人努力之后果，当下既是过往之“流”或“终”，亦是后世之“源”与“始”。对沙先生来说，无论学书法还是做学问，都需要做到文理密察，辗转相推，所谓务实求真而知本，会通终始则履远。

沙孟海先生自己的学术基础，来源于清代朴学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新史学。他早年受“疑古派”影响很深，绝非一味拟古、抱残守缺之辈。在同代学人中，他较早地引入近代考古学视野，对传统金石学进行反思，批评没有宏观视野与系统框架的文献搜辑与材料罗织。沙先生早期的考碑之作以及诸多文献考证，大多是将书法与考古融为一体的实践，文献爬梳之外，自有其史学之目的与见解。他在史学方面的构建与疏通工作，是书法之学会通经史、连接古今的重要象征。然而他对于书法史最大的贡献，则是在1960年代初，他应潘天寿先生之邀，与陆维钊先生一同在浙江美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开创了书法的高等教育之路，于现代学院体系中重新建立起道艺会通、学养相成的书法教育的“通人之学”。

沙先生年青时问学于吴昌硕等海上诸家，尤其沉迷沈曾植的书法，爱其“方笔翻转，诡变多姿”；再经由黄道周追索前代群贤，接续清刚峻拔、慷慨义烈的晚明风骨。后观六朝书迹，领会其团结开张、镇重跌宕之气象，用他自己的话说：“审其落墨运笔，中笔必折，外墨必连，转必提顿，以方为圆，落必含蓄，以圆为方，故为锐笔而实留，故为涨墨而实洁，乃大悟笔法”。及至壮年，沙老书风终至大成，形成自身苍雄郁勃、势大力沉的独特书风。

沙先生作书首重结体之情态，内集外紧，笔画内敛，体势险劲，密繁紧结。除结体之外，他以北碑方笔入行书，笔方势曲，重墨淋漓，厚重沉实，故其单字空间紧迫、点划密集，综观全篇则气脉流通，精力弥漫，气质俱盛。这种老辣矫健、气象峥嵘的书风，与潘天寿先生雄强刚健的艺术风格和“强其骨”的精神诉求契合无间。这或许正是潘先生力邀其加入我校，创办书法专业之根本缘由。

在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史和教育史上，潘天寿、沙孟海等一批前辈大家，历经百年中国的沧桑巨变，在现代视野中整理国故，于学院体系中弘扬国粹，所谓“文章焕发，蔚为国华，艺事清高，符于古趣，先民矩矱，重不朽于立言，后学津梁，在无纷于志道……。”他们于民族危机中奋起，在时代问题中自新，以中国之书画振作民族之精神，从传统正学中鼓荡起中国人的堂堂士气、大丈夫气，在书法与学术的彼此贯通中焕发出文明振兴、国学存续的碧血丹心。半个世纪之后，他们的高风峻骨、他们对文明的自觉与自信，依然涤荡吾人之心胸。正如我校另一位前辈黄宾虹先生诗云：“道成不与艺成分，禹鼎汤盘述作存。高出佉卢梵书上，要知天未丧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