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
记者 杨丽
档案索引
浙江省档案馆的民国档案中，有一封84年（1930年8月）前从法国里昂寄给国立浙江大学校长邵裴子的信。
写信人是常书鸿。
“校长先生：
自十七年秋以留法里昂中法大学名义奉派来发之后，原想继续请在杭州工校八九年来的学业，在里昂丝织工业方面做进一步的研究。但当到法之初，语言不通，事实上不得不先习外国语，当时以补习法文半月之余，考入里昂国立美术专业学校，如是者一年，至去岁暑，法文程度已能勉强随班听讲，即申请中法大学教务负责人员，俾得准予投考里昂丝织学校……”
在给邵裴子的信中，常书鸿希望自己能早点投考丝织学校，还报告了自己在里昂国立美术学校的成绩：9门科目获得第一，1门第三。
写这封信时，常书鸿27岁，看得出他对丝织非常感兴趣。而常书鸿后来为人所知的身份是敦煌研究所所长，也被誉为“敦煌守护神”。文艺青年怎会成为看守护莫高窟大半辈子的敦煌痴人呢？
出生 儿时就爱画画
常书鸿，满族人，满族伊尔根觉罗氏，出生于杭州，出生那天正好是1904年的惊蛰，在家排行老二。儿时小名叫灵官。
高小毕业后，他父亲要他去考工业学校，他却一直犹豫。从小受姑姑的影响，他喜欢画画，但在那个年代，画画不能当饭吃，又逢常家家境没落。他偷偷报了上海美专，因为不会法文，所以最后没成，只好去考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工学院前身）的电机科。
读到第二年，他改选了染织科。在那里他认识了沈西苓（注：沈西苓，原名沈学诚，笔名叶沉，浙江省德清人，是中国三十年代著名的电影、戏剧艺术家，代表作品有《女性的呐喊》《乡愁》《船家女》《十字街头》等， 1940年12月17日病逝重庆，年仅36岁）。
沈西苓也爱画画，他们成了好朋友，一起去染织图案，去西湖边写生，对着孤山的红梅和平湖秋月的莲花谈论艺术。
求学 起了出国学西洋画的念头
1923年，常书鸿19岁，毕业时留在了母校，担任染织科纹工场管理和预科的美术教员。沈西苓去了日本留学。常书鸿有些羡慕，要是自己能去法国学西洋画就好了。
纹工场原来的管理员叫都锦生，在家里开了一个小作坊，因为常书鸿的报到，他很感激，终于可以好好经营自己的小工厂了。
当了美术教员，常书鸿忙起来了，也没时间去想留学法国的事了。不过，教学之余，他买了本袖珍法汉字典，一个词一个词读和记。
1924年9月的一个下午，常书鸿带着30多个学生去孤山写生。雷峰塔就在不远处，渐渐地，阳光弱下去，罩在雷峰塔顶，一圈柔和的光晕笼着雷峰塔，看着有些不真实，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声音，脚下的孤山也震了震，再看，雷峰塔不见了。
很多年后，常书鸿回忆到这一刻，还是有点胆战心惊。
也许那也是冥冥之中，常书鸿的命运与古老而有神话色彩的建筑发生某种联系的暗示吧。
留学 自费也要去法国
1927年3月，常书鸿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选拔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浙籍公费生考试（注：里昂中法大学是利用庚子赔款在法国里昂创办的中国留学生大学。1923年，陈毅、李富春等一批留学生要求享受公费待遇，随后改变了国民党当局选送留学生办法，由各省选派），但一直没有对外公布成绩，他被激怒了，打算自费去留学。
那时，自费留学虽没现在这么贵、手续这么多，但也颇费周折。
先是都锦生找到校方，校方算是给都老板面子，答应可以让常书鸿带职自费留学，随后沈西苓让父亲出资100大洋买了从上海开往法国马赛的统舱票。1928年，常书鸿登上了邮轮。在海上颠簸一个月后，邮轮到了马赛，他再坐火车到了巴黎。
他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雕塑。在巴黎拉丁区的小画廊和画室里，他每天都逗留到很晚，练习画画。画室需要钱，为了节省开支，他住在全城最廉价的旅馆里，进门就要弯腰，到窗口才能站起来。业余时间用来打工赚钱，巴黎的杭州老乡介绍他到一家中国饭店勤工俭学。
1927年10月的一天，常书鸿被意外击中——原本以为没戏的公费生机会意外降临，里昂中法大学的名单里有他。
常书鸿便赶去里昂报到。
努力 23岁开始读一年级
到里昂后，有了公费资助，常书鸿的日子过得舒适起来。他在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因为一直没有专业学过美术，所以从一年级开始读，此时的常书鸿已经23岁了，同班同学都是十多岁的法国当地孩子。
不过，第二年他就跳到了三年级。1930年，他提前进入油画班。油画班的主任教授叫龚古特，他可是德高望重的油画界评论家，对作品要求严苛，却向常书鸿抛出橄榄枝，让他来自己的画室，“到我这里来要重新开始”。
浙江档案馆馆藏的常书鸿给邵裴子的信，就写于他到里昂的第三年。
里昂是欧洲当时的丝绸之都，在染织技术和图案设计上都很先进。里昂出产的丝绸是法国王室及贵族指定用品，在凡尔赛、卢浮宫都能见到。
常书鸿在信里写道，里昂丝织学校是里昂商会与市政府合办，量材招生，学额限制极严，名额已满不能报名，不得已只得仍在美术专科学校读书。今年，因担心再同去年一样报不了名，提前给中法大学协会会长去函，要求代为趁早报名。不料协会回信说，丝织学校不在中法大学规定的中国学生选系科目之内，此种规外行动，必须得原派教育机构浙江大学的旨意方能通融。
也许常书鸿当时还想学成后回母校继续担任染织科纹工场管理工作，所以才写了这封信。他自己应该也未料到，日后却不再专注于丝织。
扎根 夫妻团聚诞下长女
1929年，在杭州的妻子陈芝秀也被接来法国。双方都是彼此的初恋。陈芝秀的老家在诸暨枫桥，算来算去，和常书鸿家也算是亲戚，本来去杭州相亲的，结果遇到了常书鸿，两人一见钟情。
常书鸿到法国留学时，他们结婚才两年，陈芝秀一直待在常家，跟着常书鸿的三叔学习画画。
到了法国后，常书鸿的画友们推荐她去学雕塑，这段学习生涯也为两人后来最终的结局埋下伏笔。
陈芝秀到里昂后，常书鸿越发心安了，在19世纪著名画家、象征主义代表皮埃尔·皮维·德·夏凡纳的故乡、罗纳河边，也有了自己的小窝。法国的画友们，比如徐悲鸿的学生吕斯百、王临乙经常去他们家聚会，家里也经常搞派对。不久，1931年3月26日，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出生。
1932年，在里昂读了4年多书后，常书鸿的画作有了自己的风格，老师龚古特十分欣赏。常书鸿参加了里昂保送到巴黎公费学习的考试，以陈芝秀为模特的《浴后梳妆》画作获得第一名被录取，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习。他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巴黎，在那安下家来，也有了自己的画室。
陈芝秀去学雕塑，女儿交给人照顾，闲时，留学的年轻人，尤其是未来画家们，都喜欢去常书鸿家聚会，或许是因为有家的感觉。
1934年左右，徐悲鸿夫妇到法国巴黎来参加中国绘画展，常书鸿与徐悲鸿有了一段深厚友谊，他后来去敦煌也得到了徐悲鸿的支持，在资金困难的时候，也是徐悲鸿在奔走。
偶遇 身在法国心系敦煌
如果常书鸿一直待在巴黎，他的未来应该是一片光明——他已经在法国巴黎世界艺术中心站稳了脚跟，画作也拿了不少奖，还是巴黎美术家协会超选会员，巴黎肖像画协会成员，他的两张画作《病妇》和《裸妇》以及为女儿画的《莎娜画像》，分别珍藏在里昂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他还是《艺风》杂志的专栏作者。
我们每个人在回头看过往的岁月时，大概都曾诧异过自己的某个选择，但深究起来，其实那些抉择都是有根有据的。
所谓命运使然其实还是性格所致，另外也有冥冥之中的必然。
1936年的一天，常书鸿逛到了塞纳河边的一个小书摊上。一本小册子让他再也无法放下。
这是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这是伯希和1907年在敦煌盗来的大量唐代绢画的摄影集，其中有一幅是7世纪敦煌佛教信徒捐给敦煌寺院的《父母恩重经》，早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先驱700年。
他很震惊，觉得自己漂洋过海来学习西洋画，而那么伟大的艺术就在万里之遥的祖国，没人问津。
他感到很惭愧。他的心从那一刻起，从法国飞到了敦煌。
回国 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
后来，他接到了南京国民党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的电报，请他回国当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
1936年秋天，常书鸿怀揣北平艺专的聘书，只身踏上了回国的列车。
在一次北平学人聚会上，常书鸿与梁思成初次见面，从此成为终生好友。谈到敦煌，两个人都兴奋不已。
梁思成告诉他，敦煌壁画中蕴含着大量已在人间失传的、唐宋建筑的珍贵史料。这越发激起了常书鸿隐秘的渴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震碎了学人们的幻梦，第二年北平艺专开始往西南后方搬迁。就在这时，陈芝秀带着女儿沙娜从法国回来了。一家人刚刚团聚，便踏上了颠沛流离的逃亡之旅。
1939年2月4日，常书鸿把芝秀母女安置在贵阳一家旅馆里，自己忙学校的事去了。女儿常沙娜后来回忆：“那天天刚晴，过了一会就听到飞机拉警报，轰轰轰，他们好多人说这是演习，这是演习，刚说了这个，啪嗒啪嗒啪嗒，一下子整个一片黑，我妈妈拽着我就躲在桌子底下保护我。等到飞机过去了，炸弹炸完了，出来一看，全是黑的了，烟，然后叫，完了一看，地上好多人都断胳膊断腿了，吓死了。”
这件事之后，陈芝秀皈依了天主教。1940年，常书鸿随学校搬迁到了重庆后，却被新任学校校长吕凤子解聘，当时的国民党教育部成立了美术教育委员会，他在里面担了份闲职。1941年，他的长子嘉陵出生。
“敦煌”，像刻刀在常书鸿心底刻下，现在空下来了，刻印越来越深刻清晰，他想尽快去那儿。
也巧，1942年秋的一天，梁思成来找常书鸿，问他愿不愿意担任拟议中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
“好啊！”常书鸿兴奋地跳起来。
不久，在当时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主持下，隶属于教育部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成立。经徐悲鸿和梁思成的联合举荐，常书鸿被任命为筹委会副主任。 （下转B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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