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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豹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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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深圳前夕问朱老师画画咋办？朱老师讲画画可以不画，但书法不能停。在“文革”期间，朱老师和曾宓都被关“牛棚”，那个时候曾宓常去大和弄朱老师家，都是难兄难弟，关系非常好。朱老师说曾宓非常用功，吃完饭，用筷子渍水，在桌上练字。又说你也可以用圆珠笔当毛笔来写，有空了划上几笔。日积月累也是一样的。
吕坚林
恩师朱豹卿先生（１９３０—２０１１）原名朱保庆，号钱塘布衣，浙江杭州人。１９３０年生于南京，祖籍海宁盐官镇，１９５０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绘画系；１９５１—１９５７年服役于（沈阳军区空军）２１５６部队；１９５７—１９６２年重入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得潘天寿先生之教诲。花鸟画从吴昌硕、齐白石入手，由黄宾虹悟入。得传统笔墨精神，显心性光华。１９６２—１９９６年在杭州王星记扇厂任设计室主任至退休。擅长写意花鸟，墨简意浓、浑然天趣、禅意不尽。
我和朱豹卿先生结缘，得益于同门王林海的引见。上世纪八十年代，林海兄和我都在银行系统从事宣传工作，他在浙江云和，我在杭州，银行系统画展林海得过多个一等奖。我从小喜爱书画，１９７６年因为画画特长应召入伍，部队非常重视美术宣传工作，经常主办美术短训班，请上海的夏葆元老师来部队辅导，由于长期的部队美术工作，打下了坚实的造型能力和绘画基础，退伍转业后分配在银行系统从事美术宣传工作。当时《浙江金融》美术主编去了日本，领导问我想不想干？后得知林海想干，希望留在杭州，于是我谢绝了领导的好意，后来因杭州落户口的问题没有解决，林海去了北京。林海杭州的第一站住在我家。他画画画得好，我父亲非常喜欢林海。那时我特想学国画，有些疯狂着迷。所以林海去何水法家，特意让我陪去。之后经林海的老师陈我鸿介绍，向朱豹卿老师学画画。林海又让我陪去杭州王星记扇厂面见朱豹卿老师。正如佛祖释迦牟尼讲：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见到朱豹卿先生的第一面，感到非常亲切，心里认定他就是我的老师。
当时特虔诚，回家后很用功临了几张齐白石的册页，最后看了半天自己认为枇杷画得还行（这张画现在还保存着），下午去了朱豹卿老师的扇厂设计室，请求指导。朱老师看了也没多加评论说：“既然你喜欢齐白石的，那就买本齐白石册页，好好临摹，反复研究，这样进步会快”。朱老师当时推荐我学老莲，但我不是很喜欢，朱老师说陈老莲东西好，高古。我后来才知道朱老师一般都是推荐初学画画的，学任伯年，好像推荐林海也是从任伯年入手。
过了一阵，意临了一幅虚谷的山水册页，其实我把山水册页之三之四综合了一下，画了个斗方，画面孤人站在小木桥上，不知道在等待什么，小木桥的周围杂草丛生，背景是一片风吹的竹林，底色我用低纹笔刷了淡淡的无边的天际，画面呈现那份动感的宁静。画有了长进，和朱老师的距离拉近了。当时朱豹卿老师的同事李湘梅老师也过来看了一下，说我的画大气，起步比较高。后来我请李湘梅老师帮我刻章，她也欣然同意，刻了几方，至今珍藏使用，想起这些往事，很欣慰。
那年头我花了七十多元钱买了一本齐白石画册，现在想想真的疯了，近两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本书，按现在比值应该是万把块钱。当时去朱豹卿老师厂里讲起了此事，朱老师特别兴奋，放下手中的活，专程来我家欣赏白石画册。那时我住省人民银行宿舍，在杭州的丰乐桥，离朱老师王星记扇厂（浙二医院对面）半个站头，非常近。朱老师看了画册，也看到我两大橱书，师生情感更加贴近了。反正至今不知道当时朱老师咋想的，自此之后，朱老师对我特别好，带我去他家认认门，之后只要有时间我会常常去朱老师家。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生活水平普遍都低，就是朱老师那辈的画家，都不会轻易买这样贵重的书，也许那时这种疯疯癫癫的行为触动了朱老师。去朱老师家，进门首先我会问朱老师买了什么好书，朱老师也会问我最近再看什么书。反正有说不完的话，谈论各种经典著作，哲学、音乐、艺术等等。去朱老师家最大的好处，听朱老师讲解书画，朱老师知识非常渊博，往往有问必答。有时我还常和朱老师理论，常一起去的朱瑶春喜欢辩论，只有林海总是问，总是听，朱老师耐心解答，林海洗耳恭听，他说朱老师是部活词典，要多听少讲。
我特别喜欢徐生翁的书法，朱豹卿老师特地带我到净寺去看徐生翁写的对联。净寺的东面墙有六根石柱，三组对联，潘天寿、徐生翁、余任天各写一对，看到徐生翁写的对联一下被震撼了，此时对徐生翁的敬佩之心油然而生。后来走到净寺门口，朱老师说你抬起头，回头看看这个书法怎么样？我说太内在了，好像整个净寺的气氛都变的宁静。朱老师说这就是弘一法师的书法，他说弘一的气场已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境界，很厉害。朱豹卿老师说既然你喜欢徐生翁这一路，可以先临摹一下《郑长猷造像》，建议学汉以前的东西，初学不要学习唐的东西，容易落入俗套，注重形式，把笔线本质的东西疏忽了。初学还是要讲究笔线平实圆重，溯本求源。并推荐《石门汉魏十三品》和刘熙载的《艺概》。朱老师还经常说：“你初学国画一定要多学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等大师，向高人求知十分，自得八分五分也是了不得的了。”
那个时候能临摹的资料没像现在这么多，每天看的都是印刷品，印的没有现在质量好。临摹齐白石印刷品很多关系看不清。我买了本大册页，让朱老师各种各样给我画满了，用朱老师的真迹观照齐白石的画风。实在弄不清楚，见面再问朱老师。通常朱老师会用宣纸裁下来的边脚料演示一遍，画给我看。那个时候真的用功，下了班，每天搞到后半夜两三点。朱老师说毛边纸上画熟了，再在宣纸上画，这样可省很多钱。现在想想我们那个时候学习画画太幸福了，上午去朱老师家，经常会泡一天，中午边要么朱老师煮面条给我吃，要么我请朱老师到巷口小桥头面店叫两碗“片儿川”。现在想想我们那个时候学画如此单纯，真的是稀里糊涂撞上了一位好老师。
朱豹卿老师谈到书画风格的问题，他对我们讲了一个“找羊的故事”，其实这个“羊”就是你自己。艺术的风格归根结底是看你有没有找到你自己，画画本来就是借物传情，把艺术的展现转化为精神层面的诉求，中国文人画特别讲究格调、品位。朱老师拿出了一张瑶春送给他的徐生翁画的一枝梅花，画面不大，就那么一枝梅。他说你看看怎么样？我说特别的孤寒，朱老师回答说，你没有觉得它特别的孤傲！你再看看陈老莲他的画呈现出高古的气息。风格这个东西啊，往往是顺其自然，功到自然成。呵呵，遇上了恩师朱豹卿先生，从此让我走上了画画这条不归的路。
１９８８年银行保送我去南京读书，回来后从事业务工作，又离朱老师的家特近。朱老师住大和弄，我在二轻大厦，和朱老师就十几歩路。再说那时候朱老师又不是坐班，基本都在家里上班，所以我有时间就往朱老师家里跑。我收藏了朱老师一幅画面上画得两只很丑的青蛙，当时我去朱老师大和弄的亭子间，也是朱老师的小画室，画桌是吃饭的方桌铺了一块粉红的棉毯，当时这种毯子五块钱一床，朱老师说很好用，比毡用起来舒服。桌上还放着双卡录音机很时髦，画桌后面放着书柜，画桌前着地大大的镜框，装着朱老师画的鹰。进门正对着鹰，进门往左墙上常常会贴着朱老师刚画好的画，朱老师画画正好是坐西朝东。我一般要么坐在东头陪朱老师聊天，要么站在桌旁的右侧看朱老师画画。那天正好看到朱老师铺着宣纸准备画画，录音机里传来了“我很丑却很温柔”的流行歌曲，我说画个丑丑的，朱老师开心爽爽的几笔，画了两只青蛙，他说是不是很丑，我说太美了！美的是美的，“丑”的也是美的，朱老师特开心，于是题了款，顺势往我这边一送，没有想到画的这么好的画就这样送给了我。还有一次正好我去，见朱老师画了两只老鼠站在一个瓦罐上，题款柳柳三戒，四尺三开大小。当时看了总觉得不舒服，我说裁了，加长再重新题款，势拉长，作品方有效果。我又补了一句，现代的审美喜欢不对称，喜欢打破黄金分割。朱老师接受了我的建议，马上裁了加长，重新题了款，而且这次又题上了我的名字送给了我。事后知道朱老师非常满意这张作品，２００９年朱老师住进人民医院初步诊断为胃癌。我正好回杭州，去病房看他，朱老师拿了他的《豹卿写趣》画册给我，并讲：“你那张老鼠我想放进去的，但一直没留底片”。当时朱老师的女儿朱缨也补了一句，出画册时联系不上我。该画至今保存，也是我收藏的一件精品。这个时期朱老师追求的书画趣味已经初步形成。
我在二轻大厦，朱瑶春在我隔壁丹丹公司上班，丹丹和我们国际部常有业务往来，慢慢熟悉了，瑶春讲在杭州书画社举办了个人画展，参观了瑶春的画展，感觉很大气，之后慢慢成了好朋友。瑶春画得不错，于是我有意帮瑶春和朱老师认识，我去朱老师家同时叫上瑶春陪我一起去。时间长了朱老师、林海、瑶春，我们玩得很熟。当时瑶春很有生意头脑，喜好收藏字画。经常收些好东西回来，比如徐生翁的字画，收到了首先给朱老师来看。我负责复印，当时单位的复印机就像自己家买的（外面复印１元一张，当时的１元值钱）。有一次瑶春收到四屏条的徐生翁书法，起初说好了转让给我，我对林海一吹牛，林海讲你在杭州机会多多，反正当时我和瑶春见了林海没辙了。之后瑶春字画生意越做越大，起初瑶春收的蒲华等作品鉴定都是请教朱老师把关。所以说当官要碰上一个好的靠山，做学问必须有一个好的老师，这才会终身受益。
１９９１年王林海去了北京。三个人当中，朱老师最喜欢林海，也最看好林海，他说你们两个比起来，林海天分最高。林海当时比我和瑶春画得好，这么多年没见，我想林海一定画得很棒了。跟朱老师多年让我懂得一位好的画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天分、笔墨、修为（人生阅历加修养），三者是平行的，缺一不可，否则想成为一名好画家难啊。
１９９２年初我去了深圳。我和朱老师有信件往来，有一封信朱老师意思，我和林海走了，朱老师有些寂寞，常念叨我俩，也常常会想我俩在外咋样？我和朱老师的信件至今还保存着。我去深圳前夕，我问朱老师画画咋办？朱老师讲画画可以不画，但书法不能停。在“文革”期间，朱老师和曾宓都被关“牛棚”，那个时候曾宓常去大和弄朱老师家，都是难兄难弟，关系非常好。朱老师说曾宓非常用功，吃完饭，用筷子渍水，在桌上练字。又说你也可以用圆珠笔当毛笔来写，有空了划上几笔。日积月累也是一样的。有一年，我从深圳回杭州办事，去看朱老师。他正在看曾国藩的书，正好我在深圳也在看曾国藩的家书。我当时说了一句曾国藩这么伟大的人物，其座右铭这么的朴实，“好汉打脱牙和血呑！气壮山河”，搞艺术的需要这种精神。没有想到春节回去看望朱老师，他专门为我写了三张，说这句话要写的含蓄一点，所以没有用行书，你看看哪一张写得好？当时内心特别感动，说都很好都很好！因为三张都署有我的名字，朱老师做了一个手势，意思你都拿走。
２０１１年朱老师癌症晚期住进了浙江省中医院。记得是五月一日劳动节，我想放“五一”假，看朱老师的人不会很多。我准备了一张平时练笔的书法，谈到书画的事情，朱老师精神大振，要我把他从床上扶起来，要看我写的字。看了一会儿，他说方向对的，但笔线还是太软，中国画画得好，必须书法上得去，书法不好国画是好不起来的，所以你的书法必须花大力气。朱老师已耳背听力很差，但可以用笔谈辅助。朱老师讲写字要做到笔笔有力，力要用到虚处。我又问怎样才算有力呢？这个事困扰了我二十几年，但确实是似懂非懂，落实到手上，明显理解不精准。朱老师要我从病床边的床头柜里将圆珠笔拿出来，并在我的书法稿子上，一一给我讲解，教了我一套很实用的毛笔书写方法。我有时候着急了贴近朱老师的耳边问，有时用笔谈，朱老师从没有这么耐心的指导我。讲到细节还不断重复，最后怕我听不懂，还在我手背上用食指很重的划两下。朱老师说一切的书法理论，只有手做到了这才叫懂，否则是空谈。笔墨表现出一种意象和传递出真实的情感这才是最本质的，正像恩师朱豹卿语录所言：中国画以笔墨为最重要的中介（手段），古人云“千古不移”，笔墨是不能抛弃和否定的，它之所以是中国画的本质所在，原因是它在中国画传达表现情意渠道中的重要性。故笔墨不仅是一套固定的技法，所谓“技法”这东西其实并不存在，简单地说就是文化，是汉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浓缩并折射了全部的文化信息，像一张ＤＮＡ的密码图，是一张人生的全息图。
一直以来，朱豹卿先生字画为专业人士推崇，相信恩师朱豹卿先生的作品会被更多的人了解和喜欢，对我来说实为遇良师则终身受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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