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山明，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副院长。
潘鸿海，浙江画院名誉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浙江省油画家协会副主席。
陈振濂，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
玉器上的图案——神人兽面纹
良渚玉璧上“鸟立高台”的图符
良渚黑陶刻符
良渚文化 270cm×530cm 潘鸿海 陆琦 汪文斌 2016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记者 夏琳 陈友望 孙乐怡
1936年，一位名叫施昕更的年轻书生，第一次发现了良渚遗址，从此，良渚文明的神秘面纱慢慢揭开；2019年7月8日，良渚古城遗址，这个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在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此，良渚先民在五千多年前建成并使用了一千多年的“中华第一城”，正式走到世界大舞台，成为展现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值、体现中华民族精神追求、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立体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国家名片。
良渚文化是中国众多璀璨的远古文化中一颗耀眼明珠，仅从出土的大量石器、骨器、玉器等来看，良渚古人的创造力就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琢制的玉器，其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美，均达到史前玉器的高峰。1986年出土的一件高8.9厘米，重6.5公斤的玉琮，为目前已知良渚玉琮最大的一件，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为其镇馆之宝。这件“玉琮王”上的神人兽面纹的实际宽度不足4厘米，高仅3厘米。完成整幅图案至少需要上百条阴刻线条，甚至在1毫米宽度内精刻出4～5条笔直平行的细线，每条仅为0.1至0.2毫米。尤其是神人颈部纤细的直线，排列极为精密，竖线互不交叉重合，用放大镜仔细审视连间距都大体相同，良渚工匠能在如此小的范围内刻出精细繁密的图案，堪称鬼斧神工，放在现世都是一门绝活。
随着良渚文化遗址考古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不断地在浙江、江苏和上海的考古发掘中许多器物上获得较多与“玉琮王”类似且形态各异的刻画符号。据2015年出版的《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中统计，刻画在陶器、石器、玉器上的刻画符号已经超过600件，这些刻画符号初步具备了笔画、结构和表意功能，甚至个别字符已重复出现。这让一些学者认为，当时的人们已经摆脱了原始结绳记事的枷锁，蜕变为“文字”。早在施昕更的良渚考古报告中，就公布了他发掘出土的五个陶器刻符为记号文字；同时代学者何天行在专著中认为，“除有记号文字作×，＋，V，或L的黑陶以外，还发现一只有象形文字的陶器……发现有这样原始形的图像文字”，并认为“尤足证文字无疑”，“且当在甲骨文字之先”，这也受到当时著名学者卫聚贤的赞同，他认为“此黑陶文字虽不多，又不能认识，但为中国最古文字”。著名学者、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饶宗颐教授曾对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黑陶圈足罐九个图像符号考释后认为，“此一黑陶之刻文，已非同一孤立之符号，而应是相当成熟之文字记载，与甲骨文为同一系统。”当然，这些良渚玉器或陶器上的“文字”，当如历史学家李学勤所言，用分析商周文字的方法和知识去解读良渚文化的这一类刻画符号，仅仅是一种试验，这些符号究竟是不是原始文字，和商周有没有联系，这些都是需要今后再作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文字的最初形态就是图画文字（刻画符号），这些原始的刻画符号就是中国书画的先声，从这些介于艺术和非艺术之间的刻画符号中，我们可以看出隐藏其中那质朴而原始的线条美、抽象美、匀称美、平衡美、流动美、变化美。
良渚，“美丽洲”，一个美丽而富有诗意的名字。现在，一些艺术家正深入研究良渚文化，并创作带有良渚文化印记的书画作品，从而更好地保护良渚遗址，传播良渚文明，让良渚文明走向大众，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
吴山明：遵循实物考古 突显良渚文明高度
今年七月，我与浙江画院副院长池沙鸿、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董文运、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生孟祥军自发组成的创作团队，进行良渚文化为主题的艺术创作，以助力良渚文化宣传。
之前我们对良渚文化的认识大多局限于玉器，其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美，均达到史前玉器的高峰。早在四五年前，我去到良渚遗址考察采风，发现良渚文明的高度远不仅仅体现于此，它反映出一个国家的雏形。5000年前良渚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文明阶段。良渚人在建城、农业、盖房、丝麻纺织、制陶、木作、竹器编织等衣食住行的方方方面，都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随着考古研究不断取得突破，文明成果皆有据可查，良渚遗址已经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作为紧跟时代步伐的艺术家，在创作初期首先要对良渚历史文化进行深入探究，那么，如何再现良渚悠久的历史底蕴、文化特质和人文风貌？五千年前的良渚文明，激发出我们强烈的创作热情和宽广的想象空间。创作团队再次赴良渚博物院考察体验，细化创作构思，结合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以艺术形象重塑当年伟大文明的形成过程，要从描绘国家文明的高度来进行此次良渚题材的美术创作。中华传统历史文化，是值得花大力气去挖掘的，艺术探索也建立在实物考证之上。良渚目前发现的数百个刻画符号，皆来源于陶器、玉器和石器。我认为，艺术家们要以传统笔墨着力全面展现良渚文化的外在形象和价值内涵，为传播良渚文化贡献力量。
在初步小稿中，我们运用宫殿、建筑、城墙、河流、祭坛、稻田等丰富元素，勾勒出一幅规模宏大的良渚文化图景。以七联画的形式，中间以大规模的都城建设、祭祀以及玉器制作的场面等为题材，两边分别是表现田园、农耕、渔猎等良渚人日常生活状态的画面，呈现出一幅符合当时良渚状况，体现良渚文明高度的精品力作。
潘鸿海：钟情良渚文化 体现责任与担当
我生活在杭州，与良渚近在咫尺，一直对良渚题材情有独钟。余杭良渚，远古自有的人文积淀、优美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江南特色，吸引着我无数次前去采风写生。
大型油画《玉馨良渚》（三联画）是由浙江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财政厅、省文联共同组织实施的“浙江省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命题创作之一。我作为这个重大题材创作工程的艺术委员会委员，深知其任务的艰巨和意义的重大，毫不犹豫地就接受了难度颇大、表现浙江历史起源的“良渚文化”题材。
从2006年到2009年，《玉馨良渚》的创作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其中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进行研究、考证和收集素材，先后到过浙江、上海的5个历史博物馆调查，走访了多位研究良渚的专家，我们对良渚文化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并积累了很多的创作素材和资料。整幅作品高2.2米，宽5.4米，在原有的历史画基础上，从纪念碑的形式转向生活化的形式进行创作，以表现生活场景为主，突出玉文化，强调文明之光，真实地反映当时良渚社会的风土人情，再现了一个美丽富饶的江南伊甸园。该作品以其气势恢弘的人文场景、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和底蕴深厚的艺术造诣，展现神秘瑰丽的良渚文化和创新开拓的民族精神，被浙江美术馆永久收藏。
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是继2009年“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实施之后的又一国家重大文化建设项目。大型油画作品《良渚文化》入选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于2016年完成，创作历时3年，由我、陆琦和汪文斌共同创作，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特别荣幸，我们能为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留下作品。
从2013年开始创意，我们到各地收集资料、寻找模特，其间断断续续进行了否定之否定，这断断续续并不仅仅是被其他重要的活动和创作所打断，其实也是我们画家激情挥洒之后停下来的清醒思考，养精蓄锐之后的再上征途。如何更全面地描绘出良渚全貌？应强调文明之光的依据、突出玉文化的依据、表现江南水乡的依据。
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良渚是中华民族和东方文明的圣地。通过历史出土文物来创作历史绘画，从考古角度发挥自己的想象，描绘出当时的时代特征、当时良渚人民的生活状态，这是艺术家的责任与担当。
陈振濂：良渚刻符的上古文字史含义
吴山明创作小稿
玉馨良渚 220cm×540cm 潘鸿海 汪文斌 2008年 （浙江美术馆藏）
上古文字，多被书法史引为重要起源。著名者有西安半坡仰韶陶文符号，有山东大汶口陶文符号。之所以叫陶文为“文”，是因为古文字学家认为：它已经属于有一定系统性的文字雏形了。但其实，也就只是个“雏形”而已。半坡陶文是6000年之前，大汶口陶文约在4500年之前，再到我们熟悉的殷商甲骨文3000年之前，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连环的文字演进之“链”。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体到复合组合，渐渐形成了汉字文明传承的基本脉络。良渚文明距今5000年，它的位置应该在西安半坡陶文出现之后，而在大汶口陶文之前。但更严格精细的定位，恐怕还要等待具体的出土文物与考古科学成果出现后才能完成。
对良渚刻符的整理，已知有700多个340种字式。大部分因为是画形，都无法以文字方式释读。按史前古文字学的原则，除完全的图形纹样之外，它应该有几种不同的表达系统：一是“记号”，遇一事一物必有一记，如常见的画箭画簇画鱼身画鱼骨；第二是“符号”，有相对的稳定性，相同相近的对象，会取相近规定的独立抽象符号来表达，如三角、井字、月亮形、网格、交叉排列等等，约定俗成，在群体中含义相通，即使在不同部落中也拥有共识度；第三是“绘号”即象形图形，比较写实式的画鱼画禽画龙画猪等等。三者作为文字表意的功能，显然是形态不同或许也不在一个时空中的。当然良渚刻画符号中虽然有这三大类型，但其实，不知读音、没有可重复的固定形指、更未知稳定的含义所在，当然也都算不上真正的“文字”。但相比而言，6000年前的仰韶半坡陶文，是上古民智未开时的偶尔刻划，简单稚拙。5000年以前的良渚刻符，在玉、石、陶上施行，几似作画描图；它更贴近于以“绘”代义的象形文字的幼稚形态。4500年前的山东大汶口陶文，比良渚刻符的绘画描形则更见抽象，有“日”“火”“山”的不同符号的组合，或古文字学家所释的“炅”，这是明确的抽象符号，又有复杂的组合含义，最接近稳定的上古时期作为正规文字的典型形态，而且能衔接后来的金文大篆更孕育出“六书”之旨。再后，就是系统严整的甲骨文和早期商周青铜时期的“族徽”式金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