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著名国画家、上海美术馆原馆长方增先昨晚于上海辞世，享年88岁。“失去了一个重要的领路人！”得知这个消息，曾受教于方增先的国画家陈家泠感叹。“方增先是中国画人物画承前启后的重要坐标，他的画影响了一代人。”曾与方增先共事多年的上海中国画院院长施大畏告诉记者。
      
       多位与方增先有过交往的艺术家都透露，方增先生前话不多，他沉默而执着地前行，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美术创作以及美术发展中。这种苦行僧般的精神着实令人感佩。诚如方增先生前尤其喜欢的那句吴昌硕诗句“一语不答重行行”，在艺术这条路上，他甘做一个行行复行行的跋涉者。
      
       “中国画必须走现代的路，因为全世界往前走，中国画也要往前走，往前走就是现代画。”2017年6月，方增先以事先录制好演讲视频的方式于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上美讲堂”开讲时这样叮咛，那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融贯中西绘画体系，有力推动现代写实人物画的发展
      
       在国画人物画领域，方增先是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有力地推动了传统国画人物画的时代革新大潮，为现代写实人物画作出了不凡贡献。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粒粒皆辛苦》《说红书》，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艳阳天》《孔乙己》，方增先的人物画融贯中西两种不同体系的技巧，并找到两者的连接点，实现了将西方写实造型原理与中国水墨写意技法融汇于一体的超越。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积墨人物画法再度把国画人物画推向一个气象浑成的博大境界，以《帐篷里的笑声》《母亲》等画作再一次打动世人的心。
      
       陈家泠告诉记者：“人物画在中国绘画传统中相对薄弱。古代的人物画大多描绘的是帝王将相，技法上运用长线条，造型相对概念化，这样的方式却难以表达工人、农民、解放军等现代人物。而方增先对于人物画的贡献，在于他吸取西方科学的造型、解剖学理念，将其与中国传统艺术相结合，用以反映现实生活，从而焕发出新的艺术生命力。”
      
       “方增先是学者型画家。他用花鸟画的笔墨解决了人物画结构的问题，丰富了人物画的表现张力与内涵。这是一种学术上的探索，解决了前人没解决的东西，很了不起。”施大畏坦言，方增先的这种艺术实践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我还记得当年我和张培成、韩硕等人学画，人手一本方增先的《怎样画水墨人物画》，我们逐页逐页地临摹。”
      
       “近年来先生身体欠佳，不能握笔，却停不下来，还拿着紫砂泥做了一批小动物雕塑作品，并尝试把积墨法运用在动物的皮肤和毛发表现上。”《泼墨真情画人生：方增先》一书作者、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教授胡建君透露，这些雕塑看似随心所欲，实则有着丰富的细节表现，光雕塑一个蟾蜍背上的疙瘩，方增先都反复琢磨布置，耗时整整一个月。

      
       强调传统，却是当年最前卫的上海双年展发起人
      
       不仅是卓越的艺术家，方增先还是一位对国内艺术发展具有前瞻性和相当影响力的人物。
      
       为上海乃至华东地区美术的活跃和发展，方增先做过的很多推动性工作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他一直强调传统，却是当年最前卫的上海双年展发起人。”胡建君说。早在1996年，时任上海美术馆馆长的方增先就发起上海双年展。这是中国历史最悠久、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背后正是他超前、开放的眼光。施大畏至今犹记得方增先当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当代艺术我不懂，但我们需要认真地了解它。就像逛百货商店，商品琳琅满目、应接不暇，看到喜欢的可以买，看到不喜欢的也不要拒绝！”方增先也曾坦言：“上海是个大都市，画家和观众的接触面都很广，不管什么流派都有人喜欢、欣赏，美术作品的风格古典的、民间的、外国的都有人要，这与上海的文化有关。各人可以兼容并蓄、各自发展。这种方式对当前艺术的发展更适合。”
      
       而针对国画领域面临的某些尴尬处境，方增先也敢于铿锵发声，给出逆耳忠言。
      
       例如，早在十年前的第十一届全国美展评审中，方增先就曾直言画家不应该是“描匠”，批评不少年轻人的国画作品不见传统，取而代之的是刻意的“描”和“抠”：“运用毛笔、宣纸、水墨、写意等传统元素的画作很少，大部分人物画，轮廓是准的，线画得比较细，但不用宣纸，而用处理过的纸，在上面反复磨、不断改，明显是慢慢描出来的。中国画传统的线、点、皴、擦、染等技法荡然无存。”
      
       对于年轻人，他也曾不止一次这样提醒：“搞艺术要全心全意，要沉得住，它好比是马拉松赛跑。画的每一笔都要有分量，有来历，不然会像豆腐渣建筑，基础不牢是要坍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