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2012年12月4日，院长许江为刀锋民魂——张漾兮先生诞辰百年艺术展作序

　　2011年，鲁迅先生倡导的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八十年。中国美术学院和浙江美术馆一道，回应精神导师的历史呼唤，追蹑代代拓荒者的创造踪迹，凝炼新兴木刻的时代力量，惕厉镌含其间的精神光彩，举办了一系列大型的展览和纪念活动。当年8月，在浙江美术馆举办“鲁迅的面容——中国新兴木刻运动80周年暨鲁迅诞辰130周年纪念特展”；9月，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重负与重觅——中国美术学院版画之路”艺术展；同期，第19届全国版画展在浙江美术馆举行。从2010年开始，中国美院版画之路一代导师张怀江、赵延年、赵宗藻的大型艺术回顾展也陆续在浙江美术馆举办。无论综览八十年的历史长卷，还是聚焦美院版画事业拓展的重要节点，无论激情追怀往事如歌，还是冷静缅思国美版画的传承明灯，我们总是要面对一个历史性的名字。这个名字这样深地揳入众人记忆，揳入记忆维系着的那个事业，揳入那个事业直至今日日新变迁的众多方面。这个名字就是张漾兮。
　　“路漫漫兮，荡漾兮”。这是多么诗性悠远的名字，它维系着一个真实而饱满的艺术人生，一个奋斗终身又感奋后辈的创造生涯。为什么总是提这个名字？因为他的早逝令我辈中的多数人与他并不相识，但翻开那个历史长篇，翻开上个世纪30、40年代的那个苦难深重的历史，翻开50、60年代那个艰苦创业的篇章，我们无不为张漾兮先生那种奋斗的精神、远大的学识而感动，为那一代革命艺者的激情、忘我、真挚、朴实而感动。他留存至今的众多艺术真迹，让我们感受到历史时代的脉动，感受到真实人生的奉出，感受到一个艺者默默的担当和责任，同时也感受到某些正被忘却和疏忽的历史和传承的环节。值此“刀锋民魂”画展开幕之际，比照民族百年历史的脉络，梳理张漾兮先生的艺术人生，廓清他光彩照人的精神和理想，是国美版画之路坚守与拓展的重要工作，也是围绕新兴木刻八十年重要精神遗产的学术发掘。
　　张漾兮先生的一生可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是1949年以前的颠沛流离却又奋战不已的时期。从一个热血青年成长为抗战斗士，张漾兮先生是将自己整个地抛入那个国破家亡的危难之中，以民族赤子的自觉，担当起这种危难的拯救，并迅速地将自己的艺术理想交付给这种心灵的使命。和那个时代的优秀青年一样，青年张漾兮领受鲁迅先生的召唤，以木刻、漫画为武器，开始自觉的战斗。他夜以继日地奋笔挥刀，一日一画，一周一刻，揭露日本法西斯的阴谋与兽行，讽刺卖国贼的丑恶，呼唤救亡斗争的激情，发出民族民生的呐喊。抗战胜利之后，张漾兮先生又自觉地投入反对内战、呼唤和平的进步运动。他一手紧握时政匕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一手挥动民生的刻刀，镌刻穷苦百姓的悲凉与苦难。这个时期，张漾兮先生的木刻已经摆脱了早期摹仿的风格，生动造型、简洁用线，尤在人物的对比和表情上形成戏剧表现一般的强度。《煤矿工人》、《抢米》、《人市》以开阔的场面、群体的人物、交错的布局、生动的表情，倾抒对百姓的关怀，直写骇人的真相，深刻地揭示人性与民族性的种种劣根与挣扎。1979年冬，我在学院的陈列馆里读到《人市》，那种人肉和人性的凌辱曾经强烈地刺痛了我，那种史诗般的戏剧与表情的容量深深地打动了三十年后的一代青年。我当时头脑中涌动着的是关于“奴隶的母亲”的想象。这些版画和鲁迅那一代人火种一般的文字一道，和新兴木刻运动的匕首般的作品一道，构成半殖民、半封建的旧中国的深刻写照，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这一代对苦难年代、对民族母亲、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塑造了我们对革命现实主义的热切向往和精神感动。张漾兮先生正是这样以史诗般的战斗画幅，剖开历史的暗面，雕刻了民众之魂，成为那个年代新兴木刻运动的骁将和突出代表。
　　张漾兮先生生命的后半部分是在杭州西湖之畔的美院，那是一段肩负重任、与美院的成长相伴相行的岁月。新中国的成立、条件的改善，使张先生那一代进步艺术家背负起另一种使命，从曾经的斗士变为新时代的建设者。这段时期他担任多种课程的教学。他深切地意识到现实主义绘画的重要性，但他不是一味地向西方学，而是牢记鲁迅先生的教诲，向中国传统和民间学，向生活的田野学。这段时间他的涉猎广泛，一方面捡起水彩画笔，画西湖的四季，画家居的晨昏；另一方面既向黄宾虹先生学画水墨山水，又以水墨来写生人物；更重要的是他通过水彩来练习景色的把握，通过山水来演习山水图式，通过水墨试验直接的表现。张漾兮先生赋予这些不同的涉猎以研究的内涵，以成熟艺术家的胸怀，谋划着某种创造性的转换。他不满足于写实写生技巧的使用，而致力于开掘新的民族绘画语言。从他的遗作中，我们还读到好几幅教授人物与创作课程时的水墨写生课徒稿，形体的准确、笔墨的韵味让我们想到了几年后由他的优秀学生们所开创的浙派人物画。这种精神上和气息上的谱系关系是以前张漾兮先生的艺术研究中所没有提到的。1955年张先生负命只身前往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考察研究，张先生焕发出了罕见的活力，创作了一大批水彩、水墨和石膏版画。这些作品展现了一个东方艺者眼中的世界，昭示着张先生在创建版画系时反复思考和强调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某种端倪。总结这几年张漾兮先生的探索实践，我们可以读到一个关于现实主义东方绘画的变革实验的方案，听到中国绘画艺术民族化的早期系统求索的号角。
　　张漾兮先生杭州生涯的最大奉献是版画系的创建。他是国美版画之路的当之无愧的开拓者，是作为这条长路根基的版画教学思想体系的创建者。首先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创建了木版、石版、铜版工作室，这个“三版结构”既打下了版画教学的基础，又突出地把握了版画艺术的最重要的版种特性，以不同的版性的特点建立独特的方法，从绘画系中拉开距离。与此同时，他高度重视人才的重要性，培养出色学员，聘请优秀艺术家，组成版画系优质的教师队伍。正是这支队伍创立了浙江及江南版画的特色风格，塑造了国美版艺的多方面的高度。尤为重要的是，张漾兮先生凝定多年艺术创作的思想，提出中国版画的民族特色之魂，并着手从多个方面进行这种特色的建构。他重视传统版画的学习和继承，委派专人赴京学习水印木刻和饾版技法，建立“水印木刻研究室”，多次请荣宝斋师傅来校传艺，并亲自研究传统技法的活化，为民族风格的探索作出表率。他还在当时轻视中国画传统教学的背景下，约请潘天寿先生为版画系讲授线的表现和研究。他将课程建设视作版画教学的要点，强调基本练习与创作的一体训练，通过水墨水彩、速写漫画、组画插图的组合练习，培养版画的转换意识，在创作教学中紧紧把握感受、构思、构图、刻画四个环节。对于基本素描课程，张先生也有自己的想法，他发现刚从德国留学新来的舒传曦老师的素描重结构分析、重线条表现，就把舒老师请入版画系，教授素描。张漾兮先生筚路蓝缕，亲力亲为，创建了以民族特色和气派为版画之魂、以人才队伍培养建设为版画之要、以“三版结构”为版画之基、以课程建设为版画之重的版画教学的基本体系，奠定了版性研究和田野考察的两个重要学术方向。这些重要的思想代代传承，沿传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国美版画的教学与变革，并成为今日版画回应新媒体、后印刷时代挑战的重要精神资源。
　　作为一门艺术专业学科的创始人，张漾兮先生表现出高度的学术研究的品质。他一边以这种品质为版画教学体系谋篇布局，另一边以同样的品质要求来为民族版画溯源竞流。他说：“我们必须从民间艺术中去吸取丰富的营养，研究人民群众传统的、喜闻乐见的东西，要把民族形式的、民间喜爱的艺术形式融入我们的版画创作中。”他自己的写生就呈现出多方面涉猎和研究的特点。他常常将同一题材反复地表现，面对同一风景既进行水彩、水墨的写生，又进行中国山水图式的演绎。这种反复表现既有情感的因素，又具研究和谋划的特质。早在40年代，他就曾经有过同样的实验。创作于1942年的《哀告》与创作于1945年的《告地状》，同样的题材，人物的情绪不同，前者是祈求，后者是愤怒；表现方法亦不同，前者重明暗，后者重线条；动态组合也不同，前者较板滞，后者一倾一扭，生动而强烈。他还特别地乐衷于前进行列的表现。1946年，他曾画了一幅农人行列的水墨。1949年，他创作了题为“文艺工作者永远跟着鲁迅先生所走的方向前进”的宣传画，文艺工作者在鲁迅明灯照耀下阔步向前。1952年，他又创作了一群农民走向田野的版画。他的代表作《送饭到田间》也是以他所习爱的结构方式来表现。这种长达二十年的结构倾向，在不同年代有着不同的变化，说明了张先生如沙漏般积累和研究的自觉，也说明了他作为艺者的率真倾向。在《送饭到田间》中，他融入了汉画像砖的线条和图式，造型秀美朴实，组合疏密有致，蕴着一种江南清丽的内在风情，开创了浙江版画民族化风格的先河。他的众多隽美的西湖风光版画，也是从水彩写生中转换而来，构图更凝练，视角更高远，构图更具东方的图式结构。他的这种民间的情致和研究的方法，都更加倾向于诗化的方法，以小见大，为国美版画民族化研究树立榜样。
　　张漾兮先生操劳一生，只活了52个年头。今年百岁纪念，面对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个奋斗不已的人生，面对他的夫人几乎用了生命和全部的爱保存下来的众多早期的作品，面对他一手创建的勃勃发展的版画事业，我们感怀不已。中国美术学院与浙江美术馆联合举办张先生诞辰百年艺术展，画展以“匕首——新兴木刻运动的骁将、号角——现实主义绘画精神的代表、拓荒者——国美版画之路的创建”等三个篇章来展示张先生杰出的一生，纪念他那不朽的奋斗和精神。刀锋民魂，张漾兮先生的笔锋与刀锋，永远地镌刻着我们民族精神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