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读林语堂先生的《吾国与吾民》，深感丛委。行文时而沉郁，时而简白，探笔中华民族的悠远，力证华夏文化的深邃，取例广袤，意象生动。但通篇却若一份关于中国的讲义，而且述说对象须是西方人。全书仿佛正向一众西方汉学的学生们讲叙中国印象，力图说明中国与西方如何不同及其原由。其中避实就虚处居多，诸般结论也偏于简率。但无论如何，作为那个时代文化认同、民族自省的突出戮力，全书漾溢着的华夏文化的深情与识见，仍如静祠晚钟，声鸣在耳，警策在心，其意义又绝非一篇纯书文而已矣！
　　今日时代，与上世纪上半叶已然不同。中西文化经历了冷战和开放的洗礼，在长久峙立和反复交锋之后，都意识到互动共存、多元共生的重要性。媒体时代的来临，将东西文化统统裹挟到技术变革的潮汐之中，去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与此同时，全球性的金融资本乘着技术市场开发的势头，超越疆域，无远弗届，推行多元文化的纷繁假象。今天的平面绘画，一方面正承受着全球性金融资本运作下的市场经济的侵压，另一方面经历着技术文化带来的图像转向。这个转向向我们描述了视觉感性的一系列可能的变化，以及图像符号化、消费娱乐化和仿像现象的乱象。面对技术图像的发达与其被作为社会仿像的模式来对艺术的能量进行野蛮回收的、孪生共存的世界，面对我们总是置身其中、模棱两可却又别无选择的生命境况，绘画已不仅仅是平面幻像和表现张力的问题，而是突破图像符码世界、复活先前艺术生活的全部能量的生活关怀，是坚守人在其中的直观境域、重建人与世界的“亲熟性”的肉身方式。
　　“吾土吾民”所强调的正是绘画的这种脚踏实地的生活关怀和肉身方式。“吾土”既指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又指这片土地上生存的根源性因素；“吾民”也指向两层意思：一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二是当代的创造主体——那将传统和外来的东西化入当代生活，并在诸种因素的交锋中坦然面对，勇于承受，以肉身的亲在体验来进行创造性转换的新主体。“吾土吾民”以文化地理学的方式，将中国的艺术版图分成若干块，结合每一块的历史积淀，挖掘当代意涵，突出地缘性的生活关怀，关注脚下大地的根源性因素，从而构成中国油画的整体面貌，呼唤担当创造性转换的新主体。
　　“人文江南”是“吾土吾民”系列展的第三站，包括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和上海四省一市。这个区域基本涵盖了我们传统视域中的江南地。提起这片广袤的江东江南之地，总让我们想到深深嵌在南朝文人手札之中的沉郁而又放怀的晋人风致，想到金陵、武林、姑苏的浩渺烟云中深锁着的居偏安而怀天下的万不得已的诗性悲情，想到程朱理学、鹅湖论辩到明遗民们播下的国学思想的种子和民族精神的觉醒，想到近代历史上沿着运河长江流域的专业文人画家的标杆林立的崛起，想到中国最早的近现代城市文化与艺术教育的勃兴。这江南地以其独特的诗性人文而卓立于亚洲大陆的东南之缘，卓立于中华文化悠远的文化地理版图之上。但我们今天提“人文江南”，绝不是作为一种象征、一种隐喻、一种既有的符号，而是一份活生生的生动存在，一份将上述所有历史引入今日生活去遭遇、去交锋的当下发生。“人文江南”的觉识将带出一种独特的解释学的维度，这种维度将指向时间体验的开放性自觉，即在人与世界同在的境域中，切入过去、现在、未来的流动与交锋来直观视觉之“象”，并像往昔诗人那般创造性地逼近语言。我们可以把这一维度称为语言的“诗性”及其方法论体验的聪慧。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深入分析“原始”民族的血缘关系、神话、图腾与其他文化现象，把它们看作是不同的语言体系。他认为：一方面各种体系随着传承于人类心中的各种结构而产生，呈现出丰富的、“汗牛充栋”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这种结构的深层穿越了文化的差异，“在关键的功能上，可以被还原为少数的简单的类型。”斯特劳斯将之称为“神话素”，我们或者可以将之称为语言的“诗性”。正是这种不同的诗性，让我们在逼近语言之时，呈现某种身不由己的定势。而这种诗性，往往只有当我们正与之远离之时才感同身受，正如我们只有在疾病之中才能理解和珍视健康。于是这种诗性往往只有在追怀和吊古的方式中，在批判地追问着的方式中得以不证自明。
　　这随之又带来了另一个陷阱：对似是而非的中国式符号的擅用。这包括了欧美的许多学者，他们的眼光有一种定势：乐于在中国绘画中寻找所谓的中国元素、他们想象中的中国性——某些书法、山水、器物以及意识形态符号。但他们却看不到中国今日真正的生活。这种眼光关注两极：一极是传统中国的符号。这些符号经过上世纪中国历次革命的劫难奇迹般地复活，在今日全球本土的格局中被作为现成的符码，空前而又表象化地复制着。另一极是所谓的意识形态批判。这种批判与异文化好奇、地缘文化政治纠结在一起，通常以仿像的方式显身，替换和抑制着关于中国的在地性关怀。面对这一陷阱，那历史中的“诗性”的复活，不再是一种社会计划和文化乌托邦，而应当是在地的每一个人自我历史命运的生存处境，也是我们在其中的文化的日常生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诗性”的复活在今天往往被表现为对于形而上学和二元对立的质疑，并将直观作为绘画的首要策略，坚定不移地在观察中，以身“体”之，去除遮蔽，让不可见成为可见之诗。
　　人文江南，渊深流长；思想与诗，相伴而行。唐司空图的《诗品·雄浑》中说：“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一方面出乎迹象之外，扶摇跋扈；另一方面，总不离环中之妙，仍不失乎其中。这是中国诗性的根本，也是深嵌在江南人文传统与生活中的精神圭臬。明李开先在《后知轩记》中慨然写松柏如父子，“然则物之轻重及生性，岂不各存乎地与人哉？”“夫松柏皆后凋材也，必于岁寒然后知。”松柏如斯，人亦如斯！此即生命的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