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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江:蔼然仁者最相忆

作者:    编辑:   来源:    阅读:    发表时间:2013-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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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2013年1月5日,许江作此文献给朱金楼先生百年诞辰纪念

  有这样一类长者,他在的时候,笑看着你,让你在他面前感到亲切,感到鼓舞,敢于表现自己;他不在的时候,那种鼓舞并未消失,那源自长者的无边的宽怀和深沉的默许从未远逝。他仿佛不曾离去,总在你的心里。当你面对重要抉择之时,他会回返你的心里,倾听你的心音,一如当年青春时的境况。朱金楼先生正是我心中的这样一位值得终生信赖和尊崇的长者。
  2013年,是朱金楼先生百年诞辰。而去年则是他仙逝20周年。朱先生在世八十载,都献给了中华民族和新中国的艺术事业。《兰亭集序》慨然有言:“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此言悠悠千载,或可用于朱先生的怆然生涯。解放之前,他以青春热血积极参与抗日战争的宣传,参加白区和解放区的民族解放事业。解放之初,他又以高度的责任意识参与老艺专的改造,引进国际上的进步艺术理论,策动民间艺术研究,推进中国画的革新。他总以一种奔放的激情,寄望于时代的整体,担负起民族的重任,全身心地投入社会和艺术的变革。这之后漫长的上世纪50、60年代的人生坎坷,磨砺着他的心志,到70年代末复出,他更多的是读书写作,溯望民族文化源流,俯察国际新学幽微,并与青年晤谈一室,骋怀天下。这时候,他更像一位智者,秉持沧海桑田的经历和识力,启拨后来者的心智和怀抱。
  湖畔自古多诗人,临湖迁转的美院,诗性的艺人辈出。朱金楼先生既是天资诗性之人,首先表现在他的思想激情,他所特有的青春气息。我与朱先生相识相知之时,已是上世纪80年代,朱先生已近七十高龄,却依然重学习、重思考。80年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狂飚突进的年代,一方面中国的学术界百废待兴,艺术的精神和当时的美院校园一样,处在一个修复和复兴时期,诸多禁锢的区域和话语回返人们的生活,曾经扭曲的心灵重对真实和真挚。中国的学院处在一个难得的复活年代。另一方面,国际交流的大门洞开,西方百年发展的历史和思想新学共时地涌入,美院在复归秩序之路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西学新学的风潮。面对这种西学新潮,许多新近刚解放出来的老教授们,在他们历经50、60年代的精神磨折之后,大多数选择了守成与拒绝。思想的解放首先在他们那里,在这些曾因思想活跃而倍受批判的心灵那里遭遇抵制。但朱先生却是少数的客观对待西方新学的风潮、以学术的姿态来研究和评判的老先生。其时朱先生刚刚结束20年的人生挫折,新近回返学术领导的位置上。他在短短的复归初期,就深刻地把握到了中国文化传承的关键结点,撰写了《论潘天寿的艺术》等重要文章。但他仍以罕见的学术胸怀、开阔的知识视野,面对欧美新风的来临。他作为一个思想的敏感者,感受到其中一些观点的突破性意义。如何真正把握蕴含在滚滚涌动着的新学潮流中的革命性力量,来指导和推助当时的艺术变革,这是朱先生卓然独立的思考,也是他时任学院图书馆馆长这个学术阵地的基本姿态与策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通读当时可能读到的书籍和文章,并着意让像我这般的思想活跃的青年到他那个斗室中去晤谈,鼓舞青春消化和冲动中的新观念。早在1981年春,朱先生就从图书馆借出当时十分珍贵稀有的法国现代画家勃纳尔的大画册,让我专门到他家去阅览,一道研读,并鼓励我尝试着翻译。如果当时我全力接受他的指导和建议,也许我会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未来之路。1989年冬,我从德国留学回国。当他得知我和另一位青年教师合写的《从素描走向设计》正要出版,他主动提出为这本书写序。他花了足足三个月时间,将当年我们读过的书通读一遍,写下四万多字的长序,后来在我的请求之下,删减到两万多字。他的序为这本关于中国设计素描教学的早期专论拔高了视野,添加了学力。由于他的鼎力支持,这本书很快得以顺利出版。二十多年来,《从素描走向设计》再版了六十多次,成为我院最具影响力的素描专著之一。他的深远的理论识力和思想激情镌留在那书里,增益其思考和探索的厚度,并化育而成某种力量,孕生着我直至今天的诸多学术思考。每念此书,我便深被鼓舞。朱先生那种蔼然仁者形象,只若明月,长照心田。
  这种思想的激情,历史地成为美院的传承基因。她因历史湖山、人文悠远的气息所赐,又为自我担当的民族艺术振兴使命所激荡,甚至还受着某种美院数经政治变迁而给予几代思想者的悲切命运的深刻影响。所以这种激情,早期林风眠先生拥有过,并赋予了强烈的诗性特征;吴大羽先生终生怀揣和坚守着;潘天寿先生以“为往圣继绝学”的传统方式,烁其光芒。这种激情曾有风火之象,也曾有烟云之气,同时还在现实人生和校园政治的激流中,演化成某种柏拉图式的清谈思想、追风人文的文化方式,演化成某类学园最深处的心灵交会和隐秘扶持。朱先生正是在那样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担当起一位精神导师的使命,让这种思想的激情化作柏拉图的清风论道的方式,在他的斗室里,导演一场场青年的内心挣扎与倾诉的灵魂剧。这个斗室一边是那样的清贫简陋,一张书桌,一张总是罩着蚊帐、铺着草席的单人床,那厨房里的一块木板,一面作切菜的砧板之用,一面作洗衣的搓板之用。斗室的另一边却又总是那般诱人,那套沙发上总有你的座;那纵横的铁丝上总悬挂着他的墨迹,有时还有刘海粟先生等的真迹;那书架上总有看不完的书和不断更新的画册。尤其当你处于某种困顿之时,你可以到这里来倾吐心音,朱先生总以宽怀笑貌对着你,让你自己在此地将心灵的挣扎全部抖露出来,并终将归于某个妥当的选择。也许有时只是一两句话、一两个问题,就让你豁然开朗、茅塞顿开。陆机的《文赋》有言:“于是沉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层云之峻。”那般情境,正可比德此时青年的心境。朱先生的博学深厚,历经沧桑,正若那重渊般深邃、层云般宏峻,我们只需在这里将“衔钩”与“缨缴”的困顿或飞扬表达出来,那种宏博与深峻自会给予我们某种智性的鼓舞和启迪,或者说,那种仁者的蔼然定能开启我们自身的突围和应答。如今已成中国著名色彩学专家的宋建明正是从朱先生这里得到最早的投身这一新颖学科的支持力量,并领受过身陷中国五行易经之学牵强附会的歧途的棒喝;著名女雕塑家李秀勤正是经朱先生的指导,走上石刻与材料研究的学术之路,她如今的书法与雕塑的颇有点神秘的研究课题的深处,何尝没有往昔朱先生的教导和影响呢?女艺术家施慧正是受到朱先生如若慈父般的关怀,指导她研究中国编织手工工艺,让她在数年之后走进万曼壁挂工作室,在二十年后成为中国纤维艺术的一代传承者和带头人。仅以美院为例,这些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教授专家,他们的精神深处正是在朱先生那里,种下了思想激情的种子,承续了某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智性的清约品质。朱先生正是美院的思想和精神谱系的当之无愧、不容忽略的一代塑造者和播扬者。
  美院的诗性对于朱金楼先生这样的师者,并不止于思想的激情,并不止于精神的清约与智性,还体现为艺术表现的美。今天,朱先生在人们印象之中的学术形象是他的文章,实际上,他的水粉和水彩画得极好。早在80年代初,印象派画风刚刚打开我们这一代青年的眼睛,就在那时他画了一大批色彩明亮、调子颇高的花卉静物。其中有印象派的光色效果,更有野兽派色彩的纯化和强化表现,还有东方式的用线和塑造。30年后的今天我回忆这些画,仍觉得其中的好,仍被那种融入自己成长岁月的、“陌上花开”的欣喜而兀自感动着。朱先生的字也写得好,他在碑学上颇下了功夫。当年练笔,为了省纸,用水在毛边纸上写,写完晾在铁丝上揣摩,我还跟着观赏和议论了多次。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实践体验,他才能深入到艺者的世界中,探得笔下幽微与深邃,揣得心胸的苍然与宽广,写出高质量的评论。我们真希望能在他百年纪念时,为他办一个专门的展览,让他艺者的面貌为后辈们所认识和珍视。
  上世纪50年代美院传说中的“三金”,朱金楼先生的文笔之名最盛。此次,我们将所能收集到的朱先生的文字汇成一辑,取名《蔼然仁者》,以纪念他为民族艺术奉出的艰辛生涯和卓越才情,缅怀他为美院背负的责任和蔼然仁者的形象。这些文字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他上世纪50年代以来所写的关于艺者艺作的评论。其中最重要的有《近代山水画大家——黄宾虹先生》(1957年)、《论潘天寿艺术》(1981年)、《刘海粟大师的艺术事业和美学思想》(1986年)、《论江丰——为纪念江丰同志八十诞辰作》(1990年)。这些文章既是朱先生的代表文字,深蓄着他的宏博的学者情怀,他的评论的方法特点,代表了他的理论成果的高度,同时,这些文章深入这些被论及的现代中华重要艺者的人生和思想,剖析他们精神渊源的深度,塑造其时代和思想的亮色,在这些伟大艺者浩繁众多的评论之中,朱先生的文章代表了时代的高度,被理论界识为建构民族艺术承上启下格局的重要读本。上世纪90年代初,朱先生写下《转换与推进——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四大家艺术论略》,虽只是提纲,却是一份理论宏构,可惜未能完整写出,否则将是时代大作。第二个方面是他在上世纪50、60年代和80年代参加一些重要的研讨会的发言文章。这些文章中有关于上世纪50年代中国画改革与新年画推进的重要思想记录,有在新中国之初重视民间民艺的活化及其对高等艺术教育更新作用的重要认识,有不同时代背景和知识资源中对素描基础的论述与批评。这些文字是刻录美院学术历史的珍贵文献,也是诗性情怀、思想激情的美院谱系的重要展示。第三方面是朱先生所写的杂文。其中最美者是《孤山忆旧》,它各以寥寥数百文字,记写我院建国初期的“外西湖年代”的人与事。那几乎就是我院历史上的《陶庵梦忆》,把西湖雅胜与美院创业揉捏在一起,永远沐在水光云影之中,俱显山水胜境。只可惜,这方面的文字收集不足,难以全面展现他的风采与襟怀。朱先生的学术生命,由于50年代中后期的坎坷,断了20年。这种中断是一种生命的折损,又是一份灵肉的磨炼,从中逼出了他后期文字的高华苍润、学术眼光的深邃辽远。只可惜编辑本书时,朱先生文章收集得仍然不够。但即便是这样简朴的文本,也是在他老人家仙逝20年后才由杨桦林先生来努力完成。每念及此,我都感到一份深深的自责。
  “蔼然仁者”这个词引自朱先生本人所写、发表于《美术研究》1957年第2期的《近代山水画大家——黄宾虹先生(上)》一文。在这篇标志着朱先生文章和观念转向的文章开篇,朱先生为两年前逝去的大师献上深情缅怀,念及“庭中老梅修篁,相与映发,想见昔日流连,蔼然仁者。”最后慨然咏道:“吴地虽尽,越山始见,而钱江滚滚,不舍昼夜,尤是长伴斯人!”笔调如此怆然悠远、嗟哦反复、一唱三叹,其时正是他人生噩运临来的时候。那文中自有一份千古的苍凉,却又依然从容不迫、胸怀凛然。如今我们正可以借用来缅怀朱先生自己,借用来抒发我辈对这位亦父亦师的仁者的永远眷念。那吴地正是朱先生的故乡,也是他仙逝之后,吴萍先生为他专意所选的灵盒安放的地方。那延绵的越山始终是他心系之所,钱江滚滚,美院与美术事业“不舍昼夜”的发展,将永伴着他的天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