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2013年1月7日，许江写给厦漳泉中山公园计划开幕

　　船场景象，是我少年时重要的记忆。
　　那是1968年夏、秋、冬季的事。我随我的姑姑在南清的船场，那里实际上是一个古老的小山镇。镇头几株蔽荫广大的老树，磨得发光的石板从那里铺入，供销社、邮局、粮站挨着小街的一旁，一座古桥架在深涧之上，将两面陡峭的山坡连在一起，山里的挑夫们用他们略显佝偻的身板，挑起小镇的繁荣和四季。当时正值“文革”中“万马战犹酣”的岁月，来小镇带着躲避争斗与喧嚣的意思。于是这小镇在我心中，直若遥远的童话。异乡的感觉总有些难辨真假，但后来读沈从文的《边城》或都德的《最后一课》，涌现心头的却都是这座小镇。无论走到哪里，我常将船场古镇与所见相比。镇旁的那条大河，不舍日月，流在我记忆的深处。
　　那时我还常随森工局运木头的车，到处乱跑。从龙海的渔港到龙岩的大山，我都闯过。闽西南的土楼正是深山里的奇观。那土楼多在山谷中的平展处，一座楼就是一个村庄。奇怪的是，我望土楼，心中总怀一种紧张，一种被遗弃、被关在楼外的惧怕。我想：没有比只身处在楼外的荒野上更孤单的了。有一次我到土楼参观，正赶上在楼中央的井台上批斗老地主。井台的架子上吊着绳子，地主的家人逐个被吊起来斗，连十几岁的孙子也不得幸免。批斗会后，地主一家被赶往土楼外的陋房中居住。这深山里无情的一幕，是我较早的关于阶级斗争挑战家庭氏族关系的记忆。这一幕刚好与土楼联系在一起。土楼这种氏族共同的生存符号，这种家庭生活与族群或村落生活粘合在一起的奇特公共空间，就这样被替换成遭受社会拒斥和放逐的警示。那置身楼外的揪心，在后来的岁月里，依然常常困扰着我。
　　这种揪心源于被遗弃、被放逐的惧怕。那真正公平合理、平等共享的公民社会，首先应当让这种惧怕匿迹。近代历史上的中山公园正是这样一种处所，它活在一代代中国人记忆中的是它作为公民社会共享空间的家园形象。中山公园几乎成了中国老城市关于民国记忆的最大“文物”。作为“物”，这些公园各不相同，广州的在山岭，杭州的在湖畔，北京的意味深长地镌在宫墙之中。这些公园的历史纹理、周遭故事，浩繁生动，不胜枚举。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牵挂。正是这种公园之“文”，使公园成为众人共享之物，成为个私生活的一部分。也正是因为这种“文”，使公园这种自然公器让人们在南来北往的都市人流中感受特定人群的涵义，并从那里与彩旗引导下的景观社会的消费者截然分开，回归和拥有更为自然的社会属性。
　　是什么使得到处都有的中山公园成了各地人群生活的一部分？本土性！本土性述说的是这片土地本有地生长着的特性。只要这种特性存在，这种“文物”的生命就在，这种“公器”与每个人的粘稠的联系就在。本土性既不是某种地域性的刻意的拔出和展销，也不是原住民或城市户籍者的认同“土楼”。它活在社会人群杂糅而又鲜活的关系之中，它在拥有不易本色的同时天天变易、生生不息着。艺术正是重要的“文物”之“文”，它让本土性得以自由地催化和展示。
　　任何建构都可能成为“土楼”。对一部分人来说是公器，对另一部分人来说是阻隔。楼里的人相乐而居，楼外的人难免被弃被抛的孤独。智者的建构是让楼的内外沟通起来，却又不完全同化。艺术之难在此，艺术之美亦在此。谨在厦漳泉中山公园计划实施和开幕之际，遥寄远乡的思念与絮语，作为真挚的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