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2011年10月22日，“历史与现实——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院象山校区举办，许江院长出席并发言。
我们经常发问，何为物质文化遗产，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对之作了很多划分，归出若干个种类。但依着这种分类，我们又往往有按图索骥之感。那图像总是无法追上好马的线索。这种分类总让我们顾此失彼，抓不到问题的实质。
今年夏天，我和几位老师到黑龙江，偶然经过老东北的一个小镇，叫横道河子。当年这里是东亚铁路的枢纽，如今小镇已冷落。我们在丛生的杂草中找到了火车车库建筑。老车库形似风琴，外墙却若西式老建筑。内部老墙斑脱，铁柱叠错。“冷水洗火红砖白，电光煮日穹顶黑”，令人遥想当年火车车头在此水火交淬的壮烈！仔细看，此建筑已属省级的文保建筑，但耸立一旁的广告牌上又赫然绘制着巨大的车库改造蓝图。按照蓝图的愿景，车库外形将保存，但内里却修葺一新，只将那老皮换却新袄，一派时尚打扮。如此改造方案，令人担心！
这件事让我们看到遗产保护的两种困境：一种是未受重视的颓损，一种是重视不当的破坏。这个百年车库正处在两者之间的飘摇之中。老建筑的荒弃让我们揪心，原态与所谓的活化的冲突更让我们揪心。历史文化遗存的命运多舛，直令我们揪心不已！
这个亲眼所见，让我更深地意识到：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一座建筑与这座建筑的历史及其表情，一尊龙泉青瓷与青瓷的烧造技艺，一把古琴与古琴谱的操持与演绎，一本武学秘籍与它的秘传……那文化的遗存既是一种物，又是一种更为深刻而生动的存在，这种存在让我们看到“物”——这一存在者的活的开启。一方面，这“物”不是象征，不是隐喻，而是真实的遗存；另一方面，这种遗存的开启是让遗存活转过来，让曾经的历史在当下发生。在这里，物质与非物相互揳入，每个物质文化遗产中都包蕴着非物质文化的内涵，每个非物质遗产又都将跬积而成各种形态的物质遗存。
于是，我想到文化遗产的保护，其意义绝不在于所谓物质与非物质的指认与分类，更在于认清这个“物”及其在历史上的生动存在，并尽可能地将它及其曾经的或者依然活着的上下游关系、那生动的“造化之链”一道加以保存维护。任何造物都有其造化之链。造化之链是指特定的自然和传统生存条件之下，特定造物与背景、与他物、与人的相生相克的关系。这个关系的幽蔓的长链，使得造物各有其历史的深度，造物的背后是人的生活方式。看起来我们是在保存一种“物”，实质上是在保存这种“物”的存在方式。保存苏州园林，是要保存一种山水园林家居的独特存在的方式；保存青瓷精品，是要保存青瓷烧制技艺及其与中国人相依存的生活方式；保存一把古琴，是要保存古韵清音及其古雅的风致气度；保存一部武学秘籍，是要保存武学真谛、武侠境界。
每一个文化遗产，都如若一个神必的邮包。这邮包有其封闭的静态的部分，这正是包含历史原本含量、而我们要通过法规来加以严格保存的部分；这邮包又有其开放的动态的部分，这正是我们努力以积极的方式让其活化在现实生活之中的部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探入这个邮包，去感受第一手的文化遗存，辨识往昔的精神地图，努力还原其原貌原态。同时又可以打开邮包，让历史与当下反复往返，生发出某种继承与创造合一的时代转化。
文化遗产保护涉及中国的特殊的解释学内涵。这个内涵既包含历史学、文物学、建筑学的专门知识，又满含着还原造化之链、实现其当下发生的使命与胸壑；这个内涵既指向那个嵌在岁月深处的、扑朔难定的历史的、静态的既成之物，又指向因不同时代而变换角度的、随机而发、变化不居的活态的将成之物。
孔子《论语•为政》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既要“视其所以”，真正了解“怎么回事”；又要“观其所由”，追问“何以会这样”；更要“察其所安”，体察其生生不息的“相安之所”，考察变化之中的“造化之链”的诸种关系，回答“如何活在今天”的现实课题。
今天，我们已经建立起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法规，这显然是一个大的进步。但我们一定要警惕这种条文式的符码将怎样掏空我们的保护、研究以及附着在这种劳动中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这种制度化的符号形式在自身的重复中回收了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意义。正如前面我所举的火车车库的案例，那种似是而非的改造，将现成的模式符号一般地套用过来，这种仿像的操作，在空洞地表达某种意愿之时，将文化遗产本身伤害了。如何在上述造物的造化之链的整体性的研究中，重建文化遗存对于我们和当代生活的“熟悉性”和“亲密性”，正是我们所说的造物的“相安之所”。文化遗产保护实质上是要保存外在的样态（所以），追索历史的因由（所由），由此来洞察民族的内心所求以及与之相牵连的造化之链（所安）。我想，这正是我们讨论和研究文化遗产的真正目的。
唐代诗人李商隐曾在《夜雨寄北》中，以民歌风味，遥想未来对今日往昔的回忆。“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今天，当我们进行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确知遗存所曾经经历的“巴山夜雨”呢？当我们跋涉历史、进行相关历史对话的时候，能否寄情于那种承受民族命运的相安之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