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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世名 :道者同于道 ——在2021年中层干部读书会上的讲话

作者:高世名   编辑:赵雨岑   来源:宣传部    阅读:    发表时间:2021-08-29

作者:高世名   编辑:赵雨岑   来源:宣传部    发表时间:2021-08-29

各位老师,

明天上午我要飞北京,到中央党校报到,所以把我的讲话提到了今天。这次培训四个半月,要到1月15号才回来,党校又管得很严格,要有很长时间见不到大家。我首先要感谢大家一年来的辛苦工作。这一年,大家真是非常努力,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无论是浙江省各界还是全国艺术界,对国美最新的发展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好评。这与我们全体教职工尤其是在座各位的付出与努力是分不开的。

一年来,我们打了许多硬仗:第五轮全国学科评估、“双一流”总结报告、第二轮“双万计划”申报等等,对我们的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进行了很好的梳理。我们还完成了一系列对学校发展很重要的大事,包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十五周年纪念活动、“中国艺术大讲堂”启动仪式、第四届全国高等艺术教育论坛、浙江省新文科大会等等。其中教育部“新文科”工程的重要项目“中国艺术大讲堂”启动仪式在我们象山校区召开,召集近两百名院校长和学科评议组、教指委的专家,彰显了国美的全国影响力和专业领导力。我们成立了美丽中国研究院,提出“中国美院助力美丽中国”,这是中国美院的另一个面向,与每一位国美人都有关系,它的宗旨是“城乡发展的艺术智库,公共美学的培育高地,社会创新的核心现场”,这个研究院的成立受到了全国各界的关注,我们接下来一定要做好做实。我们成功举办了“现在史:第三届之江国际青艺周”,十个场馆,满城绽放,全网点击浏览量达5.8亿,这个奇迹般的数字显示出国美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这些都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事情。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我们编辑出版了《国美之路党建卷》,梳理了国美的红色血脉。这样我们的《国美之路大典》就有了44册,能做这样全方位、系统性的学术梳理的高校,只有国美。

为庆祝建党百年,我校师生创作了许多作品,其中最突出的有四项:第一,许江教授为首的艺术家团队创作了30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作品,正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我们的入选数量、作品质量都是全国最高的。第二,杨奇瑞、班陵生教授领衔的雕塑团队创作了大型纪念碑雕塑《攻坚》,耸立在党史纪念馆前的广场上,受到中央领导的好评和业界的广泛赞誉。第三,牟森教授带领的跨媒体艺术团队,创作了反映中共“二大”以及首部《党章》的戏剧《辅德里》,成功让主旋律“破圈儿”,让青年人喜闻乐见。第四,刘智海教授带领的影视团队,以“挺进师”为背景,创作了电影《云霄之上》,这是我们国美自己制片并拿到龙标的第一部电影。这些作品都是国美人向党的百岁华诞的致敬之作,每一项都气势恢弘,每一件都感人至深。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国范围内,能够以这样多元的媒体和丰富的形式致敬建党百年,作品能够达到如此质量和深度的,只有国美。

还有,我们初步完成了事业发展的“十四五”规划,这对我们接下来这几年非常重要。目前,一部“总规”业已完成,四项“专规”的初稿已经发给大家征求意见,接下来要看我们的专业部队,要做好五个学科的发展规划。通过“十四五”的编制,我们进一步厘清了自己的目标和定位,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发展策略和建设路径。

以上是过去一年中学校层面完成的重大工作,当然这只是我昨晚想到的,可能不完全。当然,我们还拿下了两项国家社科重大规划课题,拿下了文旅部重点实验室,这些都是学科方面的重大突破、重大成果。还有一些工作和成就,我这里不一一列举了。总之,过去一年中,大家非常辛苦,尤其是在座的中层领导,是最辛苦的一群。但是我们全校总动员,班子齐上阵,几场大仗打下来,成绩满满,战果斐然。在此,请允许我代表校领导班子,向各位表达衷心的感谢!

 

(一)

老师们,今年是徐渭诞辰500周年,绍兴的徐渭大展相信许多人都去看过。不过很少有人意识到,今年还是孔夫子逝世2500周年。我把这两个周年联系在一起,希望能够激发各位的一些思考。

孔夫子死后2000年,徐渭出生。徐渭是一位儒生,而且是一位有多方面才具的儒生,书法、绘画、诗文、戏剧,都很精通。袁宏道对徐渭最为推重,他说“文长眼空千古,独立一时”,是“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徐文长允文允武,既可筹谋政事,又可参赞军务,用今天的话说——他有“通人之学”、“通人之才”,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通人”。然而,这样一位“通人”,在世道、时势和命运的逼仄下,竟然潦倒终生,成为罪犯、囚徒、疯子,成为一个“畸人”。这位读书人、这位儒生、这个“通人”和“畸人”,他的遭际让无数后学扼腕叹息。

徐渭的命运提醒我们,500年前儒者之道已然难以维系。其实,即使在孔夫子那里,他的道也从未行之于世。为了推行他的道,孔子周游列国,辗转流离,一次次困苦险厄,一次次末路穷途。郑人说他如丧家之狗,他说“然哉,然哉”!心爱的弟子一个个先他而死,他恸断肝肠,大声呼号“天丧予”“天丧予”。

孔子的道是教育之道,他倡导“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孔子的道是学习之道,他讲求“学而知之”“学以致用”“温故而知新”“举一而反三”。孔子的道又是人之道,也是生之道。他说“未知生,焉知死”。孔夫子没后两千五百载,我们需要重新去理解和纪念他的死。他说“虽百世可知也”。如今百代过去,斯人千古,桑田沧海,山河犹在,天何言哉!

事实上,虽然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太史公在《史记》中专列《孔子世家》,虽然孔夫子本人被历代君王奉为百世之师,更被无数文人士大夫尊为“素王”,真正的“夫子之道”在2500年中却从未大行于世。虽然从未大行于世,孔夫子的道却反复更生,托身于一个个书生、儒者、志士仁人,徐渭就是这众多化身中最为独特的一个。孔夫子没后的2500年中,无数的人们与我们一样,追慕他的道和义,体味他的歌与哭。然而,2500年过去,孔夫子的路始终还是荒草漫天。

徐渭在孔夫子逝世后2000年出世,宛如一个历史的寓言。这其中的隐微意涵,以及这对中国画“大写意”的精神奠基作用,我这里暂不展开,只是忍不住发一句感慨:在徐文长那里,大写意的生发源于胸中块垒,不吐不快。后世画家,只将大写意当作一种绘画手法、风格类型,片面追求笔头之泼辣、姿态之狂放,笔墨技术虽日益娴熟老辣,却独独少了这胸中块垒、意气与怀抱,这实在是舍本逐末,买椟还珠。

2500年过去,孔夫子的路荒草漫天。一年来,这个意象始终缠绕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上半年,我去北京开会的时候,顺道拜访了北京大学的李零先生。因为他有一本解读《论语》的著作叫《丧家狗》,让我印象深刻,那本书里,他把孔子阐发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位老师。这次,我想跟他聊聊“孔子的路”。

结果,这一聊就聊出了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第一本书。读书会一定要谈读书,去年读书会上,我给大家推荐了两本书:马一浮先生的《泰和宜山会语》以及麦克法兰的《启蒙之所,智识之源》。今年,我依旧推荐一中一西两部著作,跟去年相比,都是大部头。

第一部就是李零先生的书,题目是《我们的中国》。李零先生多年前来过我们学校,参加艺术史与考古方向的学术论坛,是孔令伟老师组织的。他是位奇人,一般人不见,见了也不聊。遇到认可的人、感兴趣的话题,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妙语连珠。这么大的岁数,那么大的名声,骑着自行车在燕园里晃,算是北大一景。话说回来,只有北大这种学校才有这样的老先生,这是一所大学的底蕴。我想这跟我们这次读书会的主题“人才建设”有关,大家自己体会。

李零先生这部《我们的中国》分为四册,第一册是《茫茫禹迹》,谈中国早期的两次“大一统”——一次是西周封建,一次是秦王扫六合。第二册是《周行天下》,讲三位大旅行家——孔子、秦皇、汉武,孔子是宦游的开端,秦皇汉武是天子巡狩的代表。第三册叫《大地文章》,关于行走和阅读,是他考古、旅行的学术日志。第四册《思想地图》,副标题是“中国地理大视野”,其实是古代地理的思想史。

其实整个《我们的中国》就是一部把考古、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政治融为一炉的思想史。李零先生思考和追问的是一个既宏大又具体的问题——“何谓中国?”他厉害之处在于,可以把这个宏大思考落实到非常具体的考古发现、历史考辨和地理探源中进行阐发。他以各种历史事实来反驳某些西方汉学家对古代中国的解构,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中辨析“历史的中国”和“中国的历史”;他穷源竟流、上下求索,打通传统和现代的历史分断,超越民族国家和帝国的认识框架,来反思中国历史的话语和叙述、假说与史实。最难得的是,他的文字平实清晰,坦白活泼,不故作高深,没有学院派学术的呆气和陈腐之气。聂绀弩说“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李零应该达到了锥心坦白的状态。

由于时间关系,我这里不能细说。但书中有两篇文章非常精彩,建议大家读一下。首先是第二册里《大地上的论语》,是一部纪录片的脚本。这也是我去找他的主要原因,我本想沿着孔夫子的路拍一部纪录片,片子里只有风景,没有人物也没有情节。用演绎山水的方式拍摄孔夫子当年经行的风景,到访的市肆与王城,2500年后,这些地方大都是荒郊野外和城乡结合部,大都是荒草漫天。另一篇是第三册的《说中国山水:以太行八陉为例》,其中说的不是山水,而是山河。

大家知道,我这些年一直倡导对山水的研究和探索。我相信山水在今天依然是一项开放的、不断增长的事业。2016年,我写了一篇《山水的危机》,激起了学界的一些反响,甚至还成为了高考语文的模拟题,其中有两段是这么说的:

我理想中的山水或可通达于洪荒世界,此山水绝非传统山水画讲求的“可游可居之境”。山水寂泊茫昧,拒绝人的进入,此山水之境界,或可以颠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儒教精神,吾人所要做的,是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一种应和。“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春华秋实,生机勃发;秋收冬藏,枯烂殒灭。山水由此而达至天地洪荒。以山水之境界晋入天地洪荒,意味着不拘于一山一水,一丘一壑,而是冥会造化中所寄寓的天地刑杀创生之道,所蕴含的死生变化之机,五代、北宋之山水巨帜于此或有所得。

我理想中的山水亦可相应于山河岁月。在潘天寿先生最后的日子里,红卫兵带他回老家批斗,回杭州的火车上,潘先生捡起一只烟盒,写下了三首诗。这三首诗可以说是潘先生的绝笔,其中有一句是“万山最深处,饮水有生涯”。这句诗中镶嵌着的“山”和“水”透露出一种至关重要的精神资粮。这是山河岁月,人间世自在其间,个人的身世浮沉、百姓周而复始的生命力于其中隐现,万物之情和人生在世叠合在一起。援历史入山水,此山水即牵系国人之命运,于沧桑岁月中演化迁变出家国山河。这是一种不同的山水,此山水的命运与人之命运相契相连,这杳无人迹的山川中蕴含着人间情味,既有一番历经磨难后的宽恕与慈悲,更有阅尽沧海桑田之后的天问——彼黍离离,天何言哉?

天地洪荒超乎历史界域,山河岁月担当世事变迁。我认为,这两个方向都是我们当代人可以集中发力,超出传统山水文化之处。

 

(二)

我推荐的第二本书是阿诺德·豪泽尔(Arnold Huaser)的巨著《艺术社会史》。豪泽尔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卢卡奇和阿多诺并称“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社会学家”。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豪泽尔跟卢卡奇都是苏维埃文化委员会的重要成员,是罗莎-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的战友和同志。

《艺术社会史》的缘起是一段佳话。1940年卡尔·曼海姆请豪泽尔为《艺术社会学文选》写一篇序言,豪泽尔答应了,但是这篇序写了整整10年,形成了一部50万言的巨著。这本书首次面世是1951年,与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差不多同时出版。但是这两本书实在十分不同,许多方面甚至截然相反。贡布里希语言清晰可人,风格优美;豪泽尔的语言复杂晦涩,作风雄辩好斗。《艺术的故事》是一本高度控制下的著作,结构非常精致,每个章节的开头、结尾和插图都是准确的,意味深长;《艺术社会史》的写作框架野心极大,论述汪洋恣肆,有时候几乎失控。贡布里希注重历史情境的分析,但更强调艺术家个体的形式创造和风格发明;豪泽尔叙述的是社会演进中的艺术史,却充满了对艺术创作的敏锐批判与精彩解析。

我几乎是学艺术的第一年就知道这本书,但从来没有读过。2006年,我在伦敦大学的瓦尔堡图书馆,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是德文版。我拿着一本《英德辞典》艰难地把非常复杂的目录研究了一遍,极为惊艳。这本书的结构太有意思了,比如将“1830年那一代人”单列一章叙述,比如把库尔贝放在巴尔扎克、福楼拜、普鲁东、左拉的整体语境中进行讨论,比如在伯格森、普鲁斯特、乔伊斯和爱森斯坦这些人之间编织出一条隐秘锁链,以及最后以电影做为全书结尾的方式……。

豪泽尔的艺术社会史,不是那种简化的交游、赞助人的研究,不是读者反映、受众研究,也不是那些所谓的“外部艺术史”的social dimension,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意识,一种对具体历史情境中那些社会性的人如何感知、如何改造的总体性分析,其中蕴藏着对艺术和历史何以混成而为人类感知的社会历史脉络的根本性理解。

豪泽尔的感受力是非常开放、敏感的,不象现在许多社会学维度的研究:要么是教条的反映论、决定论,要么完全虚假的,有文人无民众,有社交无社会。

我喜欢豪泽尔的叙述,不仅因为他作为一位史家从不掩饰自己的个人主张甚至好恶——从来没有读过一本如此雄辩且好辩的通史——而且因为他的社会维度没有泯灭他的感受力。更重要的是,他的写作隐隐指向一种公的创造力,这是我长期关怀的问题。他讨论电影的部分处理了在一个分工极为细腻、个人主义极为发达的时代,如何面对“集体性艺术生产”的问题——作者作为生产者。“公”的维度不只是针对所谓公众,而是创作/生产过程的“公”,不是被架空的所谓公共性,而是内在于电影的社会技术和艺术技巧,大家可以参看其对爱森斯坦等苏联电影导演的分析。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段,豪泽尔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形式、任何意义上对艺术的垄断——冷战双方的意识形态论辩!他的价值底牌从不掩饰。我认为,这本迟到了半个世纪的著作,对于中国艺术界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在形式主义成为价值前设的艺术史话语中,它重新唤起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视野的信心。

刚才说到,豪泽尔用“电影的影响”结束艺术社会史的叙述。我前两天又读了一遍,很受启发。主要有以下几点与大家分享:

第一,要分析电影对二十世纪一切艺术的再造作用。电影与柏格森的时间观一起诞生,共同构建了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感性和伦理的综合构造。这个构造映射到一切现代主义表达中,从普鲁斯特、毕加索、夏加尔、基里科、乔伊斯、布莱希特和伍尔夫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发现电影技术的手法——剪辑与叠化、特写和闪回。

第二,让我们重返电影的少年时代,但是不要作电影史上的“拉斐尔前派”。不要表面的电影乡愁和对摩登时代的怀旧,而是重新学习电影这种感性技术、这种艺术形式对人类时空观念和感官知觉的革命性力量,重温它带来的世界观意义。这需要我们重新去体会格里菲斯的特写、爱森斯坦蒙太奇和维托夫的镜头,重新把握那种神秘的革命力量。

第三,虽然电影是一种二十世纪的工业,但是在21世纪的数字时代,还是要对电影树立信心。数码之于胶片,如同中国画史上的纸本之于绢本。我们要想一想,电影是艺术史的一个阶段还是有自己的故事?菲林不在了,电影院将来可能也会消失,但是我相信电影还会长期存在。我们要追问,不管技术、媒介和场所如何改变,电影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

这里我想起了两句话,第一句是马克思的:“我们的生产同样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另一句是爱森斯坦说的:“旧的电影从多种视角展现一个情节,而新的电影以多种情节展现一个视角。”

这两句话是我2011年组织的一个活动的标语,那个活动叫《资本论:电影行动》,为了纪念艺术史和思想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927年,苏联导演爱森斯坦刚刚完成苏俄革命胜利十周年的纪念影片《十月》,由于剪辑了长达几公里的电影胶片,几乎失明。在一片昏茫之中,他想,作为导演,自己已经完成了一部难以超越的史诗性巨作,今后,只有一个题材可以超越伟大的“十月革命”,就是把马克思的《资本论》搬上银幕。

这几乎是个疯狂的念头,他无从下手。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可能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他,就是《尤利西斯》的作者乔伊斯。在1919年的笔记中,爱森斯坦记述了他是如何在乔伊斯著作的启发下,发明了一种“现实与事件的装配线,它描绘了一堆碎片的重建过程”,这也就是他的“蒙太奇”。

1929年11月30日,爱森斯坦几经周折,在巴黎见到了晚年的乔伊斯。神奇的巧合是,晚年的乔伊斯也已经几近失明。对爱森斯坦的来访,乔伊斯是有所期待的,这将是一个时代两座高峰的历史性会面。就在三天前,也就是11月27日致友人的一封信中,他写道:“爱森斯坦秉承莎士比亚的天才,赋予电影文本的质地,在新艺术的殿堂里理应有个重要的位置。”两位现代主义大师究竟谈了些什么,说法不一,结果是确定的,不欢而散。爱森斯坦最终没有把《资本论》搬上银幕,只是留下了十几页纷乱难解的笔记,时间是从1927年10月12日到1928年4月22日,是在他拜访乔伊斯之前。

这些笔记直到1997年“十月革命”80周年的时候,才被翻译成英文,发表于美国左翼思想刊物《十月》。2010年,我的几位学生把它从英语译为中文。

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不止是政治经济学分析,乔伊斯的意识流不止是文学手法,爱森斯坦的蒙太奇不止是电影技术,它们都是建构起现代性的感知技术、感性之学,也就是aesthetics,王国维之后国人将它翻译为“美学”。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这是我的一个心病。我真心希望我们中国艺术界能够接续这个百年前的传奇——马克思-乔伊斯-爱森斯坦,当然,还有他们的作品《资本论》、《尤利西斯》和《十月》;用马克思的运思以及乔伊斯、爱森斯坦的“现代之感知”来检验和打开我们的“当下”,在21世纪新的现实中,重新开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技术和感性之学。

 

(三)

老师们,我拉拉杂杂谈到这些,是希望我们学校的每次读书会都能够激荡起一些思想的火花,都能够提升我们的视野与心气。这是美院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必须坚持下去。

接下来,我简要地回应一下本次读书会的主题——人才和队伍建设。

人才危机几乎是全世界所有美术学院面临的挑战。国内八大美院家家如此,西方的主流美术学院也是这般。对西方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结构性的问题——真正的大艺术家、好艺术家并不在学院里。原因当然很复杂,简单地说:二十世纪,经过前四十年激进的现代主义艺术革命,艺术潮流几乎完全与学院脱节。随着博物馆机制的建立,随着国际大展体系的兴起,学院的神圣性彻底消失了。其实,西方美术学院的危机从十九世纪的“古今之辩”就开始了,在印象派的时代,学院派已经成为一个地道的贬义词。二十世纪的艺术新机制,进一步替代了学院原本的学术定位和价值认证功能。美术馆、双年展、画廊、博览会甚至拍卖行……,还有公共媒体,它们比学院更强有力地左右着艺术界的风尚,推动着艺术史的进程。

我认为,恰恰是艺术潮流与学院的脱节,使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艺术生态变得如此浅薄、快捷,如此政治化、商业化。这是个大话题,我也还没想清楚,这里先按下不表。不过,我越来越相信,艺术的创造需要经过学院反刍和传承才能算数,否则就只是潮流。但是学院,具体说是我们中国美院,如何才能吸引到艺术精英?何以渡过她的人才危机?这次会议,就是希望大家认真思考,拿出办法。我希望各位学科带头人、二级学院负责人,能够打开视野,放开心胸,引育结合,主动作为,为国美人的事业发展招贤养士,具体做到:让有才能的人有成长的空间、有做事的平台、有发展的资源;让引进来的人才能扎根、能融入、能成事。

人们经常说,大学校长的任务就是找人找钱。这话很实在,但是不准确。因为今日大学欠缺的不只是资源,人和钱也无法等量齐观。人才建设首先要树立正确、全面的人才观。国美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是我们在座的领导们、干部们需要深刻思考、认真讨论、切实谋划的。

中国美院建校之初,林风眠先生的团队中汇聚了一批时代精英。这个团队的主体是“艺术运动社”,其前身是1924年创建于巴黎的“霍普斯画会”。“霍普斯”就是“亚波罗”的希腊文,如林文铮所说:“我们既然是艺术运动界之一份子,那么势必不揣冒昧,毅然树起我们的艺术观之旗帜,就是亚波罗的精神!”亚波罗所归属的希腊精神,“对于来世既无坚决之信仰,势必鼓其勇气化现世为乐土,以遂其生之欲”。希腊精神所带来的奋发气息,最能够“促进我们老大民族向上的精神”。我们所熟悉的“四句教”——“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东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其实是艺术运动社的口号。艺术运动,是我校成立之初团结全国文艺界有志之士的一面旗帜。

国立艺术院是艺术运动之策源地,但艺术运动实先于国立艺术院之创立,或者说,对林风眠而言,国立艺术院正是为艺术运动而设。社员最多达到数百人,从齐白石到郁达夫,甚至被称作“民国第一怪才”的朱谦之都在其中,远超当时学校师生的范围。校长林风眠掷地有声地宣称:“我们愿将国立艺术院,作为艺术运动人才的集中处所,大家真心肯以艺术为终身致力之鹄的同志,得以安心努力,维持其致力之初心……并且从提倡艺术运动入手,把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重新建筑,为中国社会争得一线稀薄的光明!”

我们第二任校长滕固先生是民国学术核心圈子里的人,抗战的烽烟中各大学西迁,在昆明时滕校长身边也就是艺专的圈子里更是胜友如云。既有徐梵澄这类正式任教的哲学宗师,又有傅雷这类短暂到任的翻译大家。他自己的朋友圈包括文学界的梁宗岱、宗白华、沈从文、冯至,学术界的有钱穆、傅斯年、钱玄同、吴宓、陈寅恪等人。钱钟书唯一谈绘画的文章《中国诗与中国画》,就是1939年应滕固之邀,为赴国立艺专授课而写的讲稿。这些大师学人,虽然没有在艺专任教,但他们的风采,他们的活动和交游,却为抗战中的学校带来一种思想风气,一种绚烂文华。这是家国危难之际学者文人之间的声气相求,与今天各大学的“挖人大战”判若云泥。

钱钟书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他并不是自命清高,而是相信真正的学问难成显学,只有同声气者方可商略文心。

古人说,黑暗中走夜路,同道者必相呼。世间如此寂寞,每个人都在独钓寒江雪,同道者的声息真是无比珍贵。叶嘉莹先生曾经为远古蓝鲸填了一阙《鹧鸪天》:

广乐钧天世莫知,伶伦吹竹自成痴。郢中白雪无人和,域外蓝鲸有梦思。

明月下,夜潮迟,微波迢递送微辞。遗音沧海如能会,便是千秋共此时。

远古世界的蓝鲸,隔着几千公里的大洋可以相互传递声息。诗人、艺术家以及一切创作者的工作,何尝不是沧海遗音?艺术的精神从来是跨时空的,精神的传递从来都是超越性的。千古寂廖,以待将来。

我有位朋友陈传兴,为叶嘉莹先生拍了一部纪录片《掬水月在手》。陈传兴是一位真正的奇崛之士,当代国人中最深刻的思想者。哲学和精神分析是他的专业,摄影、出版和纪录片是他毕生的爱好。我以为,恰恰是摄影和导演制作对于他的思想意义巨大,让哲人的运思可以深刻,可以透彻,可以精微,可以感觉,可以落实,可以超越。其实,我跟传兴总共才见过三次,第一次是2010年,第二次是2015年,第三次是去年。五年一会,平时也没有什么联系,但一碰面就有火花,就有巨大的心灵回馈,这是真正的同道相交。

说这些,只是为了表达一个意思:中国美院是个价值共同体、道义共同体,人才建设对我们来说,首先应该是“同道交心”。学校的学术氛围,应秉承蔡元培先生之理念——“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同道之间,应保持世纪之初许江院长标明的学术态度——“多元互动,和而不同”。

只有建立在这样的价值基础之上,这个共同体才会稳固且长久,才会有凝聚力,有进取心。具体的方案和思路,明天大家会一一报告,我明天上午要去北京,无法现场听大家的精彩发言,但我会认真看纪要。明天下午金一斌书记的总结会比较实在。我跟他很有默契,我谈得虚一点儿,他谈得实一些,我从专业角度打开思路,他从管理方面狠抓落地。

老师们,同志们,春秋时期,左丘明在《国语·晋语》中说:“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这差不多是对“同志”一词的最早的解释。汉郑玄注《周礼》说:“同志曰友。”同道者为朋,同义者为友。与其他大学相比,美院始终像个“朋友社会”,它珍贵的传统是道义相交。古人云:“同志相得,同道相成”。道者同于道,然则自古同道者未必同志,同志者也未必同道。现在我们大家济济一堂,同志同道,同时还能做同事,实在是幸莫大焉!

各位同事,祝大家在新的学期里身体健康,工作顺利!